帕斯捷尔纳克（第3/4页）

十二

我前边已经提到了，人们把我们俩的密切关系夸大了。有一次，我跟他在阿谢耶夫家中交谈，我们的分歧越谈越尖锐，阿谢耶夫用素来不露笑的幽默对我们的不同点作了如下的概括：“喏，好吧。我们的确是两类人。你们喜欢天空中的电光，而我喜欢熨斗里的电力。”

我当时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对宣传工作那么卖力，硬把自己和伙伴们往社会意识中灌输，我不能理解他的哥儿们义气、行帮思想，为什么他要让歌喉服从于迫切的现实。

以他为首的《列夫》 杂志，该刊的成员以及该刊所维护的思想体系，使我更是无法理解。这个否定一切的小组中唯一一个始终如一的、真诚的人是谢尔盖·特列季亚可夫，他使自己的否定达到自然的程序。特列季亚可夫和普拉顿都认为，艺术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没有地位的，起码在它诞生时期是如此。至于《列夫》中极盛行的、为符合时代需要而改得一蹋糊涂的非创作性的、匠气的艺术半成品，根本不值得花费那么多的关心和气力，扬弃它是轻而易举的事。

马雅可夫斯基的后期作品，除了死前写的那部不朽的大作《放开喉咙唱》以外，从《宗教滑稽剧》开始，我就不能理解。对那些拙劣的押韵的东西，那满篇的空话，那些人云亦云的玩艺儿和老生常谈的大实话——写得做作、混乱而又不俏皮，我已经无动于衷了。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什么马雅可夫斯基了，是个不存在的马雅可夫斯基。奇怪的是，什么也不是的马雅可夫斯基居然被视为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

可是别人错把我们视为朋友，比方说，当叶赛宁对意象派不满意时，曾要求我把他引荐给马雅可夫斯基，并进行调解，他以为我办这事最合适。

虽然我跟马雅可夫斯基相互以“您”相称，而跟叶赛宁以“你”相称，但我与后者的会晤次数要更少一些。几次会晤，屈指可数，每次会晤都是以大闹一场宣告结束。我俩或者闹得热泪横飞，互相赌咒忠贞不渝，或者动武斗殴，打得头破血流，路人凭武力把我们分开，拖向两边。

十三

马雅可夫斯基生平最后几年，那时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他本人的诗不存在了，别人的诗也不存在了；那时叶赛宁自缢而死；那时，一句话，文学停滞了，因为《静静的顿河》的开端也是诗，还有皮里尼亚克 和巴别尔 、费定 和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 的写作初期也是诗——在那几年里，阿谢耶夫——一位聪明的、有天才的出色同志，内心自由的和不为任何事物所迷惑的人，曾在志向上是他的朋友和主要支柱。

我终于跟他分道扬镳。我和马雅可夫斯基断绝关系是由于下述原因。我已声明退出《列夫》编辑部，不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可是我的名字还印在同人的名单中。为此，我给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这封信准把他气炸了。

更早一些时候，当我还受他炽烈的感情、他内在力量的魔力的支配，当我还处于他那巨大的创作权力和能力的影响之下，而他同时对我报以温暖时，我在赠给他的《生活啊，我的姊妹》一书上的题词中有这么几句话：

您潜心研究我国的收支平衡，

处理经委会的场场悲剧，

您，像个飞行的荷兰歌手，　

可以在任何诗的领域上空歌唱！　

我晓得，您走过的道路无法效仿，

但怎么竟然会从您那真诚的路程上

把您引到　

养尊处优的地方。　

十四

关于时间，有两句名言。生活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愉快，还有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时代最优秀的最天才的诗人。第二句话使我亲自写了信，感谢这句话的作者，因为这句话使我摆脱了对我的意义的吹捧，而这吹捧出现在三十年代，出现在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时期。我爱我的生活，并满足于这种生活。我不需要为它贴金。我不能设想没有秘密的生活，不为人所注意的生活，我也不能设想展览橱窗的玻璃后的生活。

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强制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这次死，责任不在于他。

乌兰汉　译

□读书人语

一位活着的诗人想要恰当地写下对自杀或其他任何一类死于非命的同行的怀念文字是异常艰难的。因为尤其是对诗人而言，这种死亡有一种过于崇高的光辉。死者压边着生者，因为死者已不负生活的责任不被追问，对他们的考察也仅停留在形而上的范围之内。死亡成了人生真相的屏障，对于生者，它是一种太过严酷的逼视。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使我们感觉到，死者是值得怀念的——尤其是杀人的年代里成批死去的诗人，然而毁弃肉身并不一定能使人注目其心灵，并且，即使死亡本身不被歪曲，死也不仅仅是人生的屏降而更有可能是诗歌的屏障。帕斯捷尔纳克本人辛酸而矜持的生活也有如一种暗示：幸存者有其自身的任务，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喋喋不休的死者之死亡或自己之不能死亡的解释者。　【龙清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