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第3/6页）

他主张真、善和美的统一：“然抽象之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他认为人的好坏，“并不以教育身份为标准”，不识字、身份低的人，在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中慷慨捐躯的确如恒河沙数。“至于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在外表上称绅士淑女的，事实上这种人的生活兴趣，不过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有某些人知识上已成“专家”后，在做人意识上只是一个单位或一种生物。“只要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满足愉快，并无何等幻想或理想推之向上或向前，尤其是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影响到已成习惯的日常生活太多。”这种人获得了“生活”（然而是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的生活），丢失（或“阉割”）了“生命”，因而也就失掉了美。在沈先生看来，生命永远是美的化身。

理想的美失去，于是：“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也失去做人的真和善。

《烛虚》用十分绚丽的文字来形容美的存在，“生命之最大意义，在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彩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几个人。”他是这样写的，而我当时想，他自己，也应当属于这几个人中之一。

“如艺术家之与美对面时，从不逃避某种光影形线所感印之痛苦，以及因此产生佚智失理之疯狂行为。举凡所谓活下来‘四平八稳’人物，生存时自己无所谓，死去后他人对之亦无所谓。但有一点应当明白，即‘社会’一物，是由这种人支持的。”

“……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在同样情形下，这个人脑与手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思想家、艺术家；脑与行为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革命者。若不能相互为用，引起分裂现象，末了这个人就变成疯子。其实哲人或疯子，在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向抽象思索，意义完全相同。”

他是多么懂得美、生命、社会和艺术家的关系的人。这些“独白”，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进入过的境界，我非常羡慕这个人有这样好的一个脑子，尽管我自己那时已长期接触文艺，但我似乎从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几年以后，记得徐迟送了我一本他翻译的《华尔腾》——一位美国隐士的笔记，思想和风格，约略与此相类。但文笔逊其瑰丽。

沈从文先生那时在昆明，我和他还从未谋面，虽然我已读过他不少小说，但这本散文《烛虚》却给我以很深的印象。

然而，沈从文自己也清楚，发现了宇宙间存在美这一“抽象”，并不能就此解决社会的丑恶，不能消灭侵略、饥饿与人世的不平。相反，“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烛虚》在当时，也只能是烛照出美与丑的对比存在，哲人与庸俗世界的存在，而无法使现实世界接近美而消除丑，这就是疯疯癫癫的屈原之徒的哀寂，沈从文先生的大多数作品，在极美中也总带着悲悯，原因亦在于此。

生命的悲哀就在于不能不和生活互相依存！

二

从以上所引的文字看，文章的风格很像《庄子》，也像佛经，思想的哀艳处像屈原，句子美得像经过精雕细镂的琉璃瓶那样，光芒耀目，它是从哪里得来的？沈从文大概从小就是个“书香子弟”，是泡在书里长大的？

不！他自己的回答是：“是个乡下人。”

十四岁前是从不爱用功，爱看热闹，打架斗蟀的野孩子，二十岁以前，是在湘西一带小码头流浪的“拉兹”（虽然他还没像拉兹那样当过小偷，他大部分时间是当兵，当无业游民、旧军队的文书和税收员）。二十岁以后他在北平继续“打流”。他出生于湘西、黔北、川东交界的山区凤凰县。这个地方是苗族、土家族、汉族杂处的自治区，在他的家庭中，有土家人的血统。家庭世代出身行伍，祖父在清朝当过武官，父亲也当过级别不高的民国军官，后来破了产。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民族、籍贯、出身和早年经历的文学家。

如果说：马克·吐温年轻时候也和沈从文有相似的经历（虽然时、地、社会背景不同，他们的文风全不相同），那么就是上帝给予他们一个与他们的身世非常不相称的头脑，真是没有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