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乾（第2/3页）

（2）苦命的副刊

有时在内地，我遇到编副刊的同行，谈到对他那版的意见时，我永远只能说“好”。这不是虚伪，我深切地知道编副刊的限制与困难。譬如昆明《云南日报》的《南风》，每期仅有三栏地位，没有比篇幅对副刊发展更严峻、更致命的限制了。三栏不够登一篇小说的楔子，为报纸设想，每期题目还要多，且不宜常登续稿，才能热闹。这是说，副刊只能向报屁股的方向发展，登杂文，挑笔仗，至多是小品随笔。一个编者如还爱好文艺作品，不甘向这方面发展，就只有陷在永恒的矛盾痛苦中了。

在这方面，一个杂志编者的处境要有利多了。技术上，他不必如副刊那样苦心地编配。一期副刊多了一百字便将挤成蚁群；少了一百字又即刻显得清冷贫乏。（一个整版的副刊就比半版省事多了，且易出色。）然而很少人注意到一本杂志这期是多了一万还是少了五千，何况必要时封皮上还可以加上“特大号”呢！

副刊拉不到好稿子——即使拉到，也不引人注目。一个杂志编者象是在盖楼房，砖瓦砌好，即刻便成为一座大厦。那成绩本身便是一份愉快的报偿。但一个副刊编者修的却是马路。一年到头没法停歇，可永远也看不到一点成绩。这原因，主要是文章无法集中，因而也无法显出系统，例如《文艺》每年年初的清算文章，今年二月间来自敌后方及延安的文章，前年的书评讨论，如果放在一道，足可给读者一个印象了。但散登出来，只有令人不耐烦。这短处是先天注定的。在中国报纸不能发展到象《泰晤士报》那样另出《文艺附册》之前，副刊一日附在报纸上，一日就得接受这份命运。

副刊拉不到好文章，拉到手也容纳不了。《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立刻轰动全国。但如拿到副刊上，每天登个一千八百，所有它的剧力必为空间时间的隔离拆光。在这悬殊的情形下，一个副刊编者拉稿时，已怀着一份先天的自卑感。为了整个文坛，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顾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采。我曾多次把到手的好文章转送给编杂志的朋友。

本刊这些年便在这种平凡中存在下来。我们没有别的可夸耀的，只是安于寂寞，安于自己的平凡，从不在名稿或时髦文章上与人竞争。我们了解副刊占不了文坛的上席，但也从未忽视其应尽的职责。它是一道桥梁，它应该拱起腰身，让未长成或还未把握住自信力的作家们跨过去。今后，这个刊物大约也不会有什么雄图，它将继续驮载作品。寂寞地，忍劳忍怨地。

（3）《文艺》传统

在移交的前夕，我曾严肃地反躬自问：我可曾利用刊物中伤过谁没有？那是我最想避免的。为了这个，本刊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我们的书评政策一向是“分析的”、“理智的”。不捧场，也不攻击。而且，所有杨、沈及我自己的书，都一概不评。刊物承各方厚爱，稿件是始终充裕的。（不然我也永没有远处旅行的可能！）譬如最近我去滇缅前，竟从容地发了二十万字，而存稿还未发光。在这情形下，编者对自己有一约束，即永不用自己的东西占刊物地位。四年来，只要不发生“文责”干系，我尽量用编者的名字填空白，且从不曾领过一文稿费。一切全往“非个人”的方向去做。除应得的薪金外，不利用职业便利窃取名利。也就是这点操守，使许多文章被积压下来的朋友们始终容忍体谅。

由报纸的生意来说，不登杂文，注意作品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所幸《文艺》创刊以来，本报社长胡政之先生几次嘱咐我说：“我们并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利编辑那样，专在名流上着眼。要多留意新人。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作用，那就够了。”于是，几年来在报馆的宽容和支援下，这刊物很安分地拱成一座小小的桥梁。时常遇到时兴的东西它反躲闪开。它不势利，然而也从不持提拔的态度。它尽力与作者读者间保持密切联络，但教训式的文章却不大登。战争爆发以来，许多当日一向为本刊写稿的作者们很快地跑到陕北，跑到前线去了。他们将成为中国文坛今日最英勇的，明日最有成就的作家。我们绝无意自诩他们是本刊的。不，他们是全中国文坛的；不过有一段时间，他们曾走在这座桥上罢了。

正如我们对作品不存歧视，本刊稿费容许因预算或汇水关系，偶有出入，但有一个传统的原则：它必须“一律”。读过那本文人书信集的朋友们当明白十年前文坛的“稿费黑幕”怎样龊龊，进而也明白近年来上海出版界“稿费划一，按页计算”这一技术上的改良对文坛有着怎样的好处。第一，势利的编者再不能借着剥削新人来侍奉文坛元老了。第二，文章至少象一般劳力一样，可以光荣而公允地得到它低微促是平等的报偿。第三，更重要的，精神上，这改良给开始写作的人自信力不少。一个较小的数目后面往往隐着的是一双白眼，一种不应持有的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