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乾
1910—1999
萧乾，北京人，蒙古族。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中央文史馆馆长。1986年获挪威王国政府勋章。著有《萧乾选集》（6卷）、《这十年》、《红毛长谈》、《萧乾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文学回忆录》等。译有《培尔·金特》、《好兵帅克》、《尤利西斯》等。
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
——谨向本刊作者读者辞行
即使仅仅是个奶妈，在辞工的时候，一股依恋的情绪不也是难免的吗？更何况是一个性子最急躁的小伙子呢？四年来，我如一个老管家那么照护这刊物；每期一五一十地拼配数字，抠着行校对，到月头又五毛一块地计算稿费。有时工作同兴趣把我由编辑室里扯出去，扯得很远。但黄河沿岸也罢，西南边陲也罢，我总还是把它夹在腋下；可以疏忽，然而从未遗弃。这一次，我走得太远了。平常对它，我很容易说出“厌倦”的话。临到这诀别的时刻，我发觉离开它原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一种近于血缘的关系已经存在着了——然而我又带不得它走。
当您翻着这份报纸时，我已登上了一条大船。这将是一次充满兴味的旅行，船正向着人类另一座更大的火山航进。我将看到更大规模的屠杀，那将帮助我了解许多。自然，一个新闻记者不能忘掉他报道的职责。意外，对他是求之不得的。这刊物从即日起便由《文艺》的另一科班——杨刚先生接手主编了。
（1）四年间
是四年前的今日，第一期的《文艺》在天津《大公报》上与读者见面了。回忆起来，象是很长时间了。这中间：个人，国家，全世界都有过惊心动魄的突变。历史便是这样向前延伸着。
做了四年《文艺》作者或读者的您，或许想知道我同这刊物究竟有怎样的因缘吧？首先我得承认，我是它几十几百个科班之一，它培养起来的一个不长进的孩子。远在一九三三年，当杨振声、沈从文二先生辞去大学教授到北平教小学，并主持本报《文艺副刊》时，我投过一篇叫《蚕》的稿子，那是除了校刊以外，我平生第一次变成铅字的小说，随后《小蒋》，随后《邮票》。直至我第六篇小说止，我始终没有在旁的刊物写过什么。那时我在北平西郊一个洋学堂上学。沈先生送出门来总还半嘲弄地嘱咐我说：“每月写不出什么可不许骑车进城啊！”于是，每个礼拜天，我便把自己幽禁在睿湖的石舫上，望着湖上的水塔及花神庙的倒影发呆。直到我心上感到一阵温暖的燃烧时，才趁热跑回宿舍，放下蓝布窗帘，象扶乩般把那股热气誊写在稿纸上。如果读完自己也还觉得可喜，即使天已擦黑，也必跨上那辆破车，沿着海甸多荒冢的小道，赶到达子营的沈家。
那时的《文艺副刊》虽是整版，但太长的文章对报纸究属不宜。编者抱怨我字数多，我一味嫌篇幅少，连爱伦·坡那样“标准短篇”也登不完。沈先生正色说：“为什么不能！那是懒人说的话！”像这样充满了友爱的责备的信，几年来我有了不止一箱。
第一次收到稿费时，数目对我太大了，我把它退了回去。我问编者是不是为了鼓励一个新人，在掏腰包贴补呢？编者告我说，他给的不多也不少，和别人一样。
于是，靠这笔不多不少的数目，我完成了最后两年的教育，并且抓住了一点自信心，那才是生命里最宝贵的动力。戴上方帽子的十五天后，我便夹了一份小小行李，上了平津快车，走进这个报馆。那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号的事。
像我在一本小书的“题记”里所写的，那年夏天，北方是破纪录地酷热。大编辑室的窗户朝西，而且是对了法国电灯房的烟囱。太阳烤着，煤烟熏着。由于自己的教养趣味不同，对当时经管的刊物《小公园》的传统及来稿感到不舒眼。终于，在社长的同情谅解下，我辟了条舒服点的路。不幸，这条路没多久便和《文艺副刊》重复了。刚好那时杨、沈二先生因工作太忙，对刊物屡想脱手，便向报馆建议，索性将刊物改名《文艺》，交我负责。那以后，每次遇到难题，还不断地麻烦杨、沈二先生，而他们永远很快乐而谦逊地接受这麻烦。
“你要我们做什么，尽管说。当你因有我们而感到困难时，抛掉我们。不可做隐士。要下海，然而要浮在水面上，莫沉底。凡是好的，正当的，要挺身去做，一切为报馆，为文化着想，那才像个做事情的人。”这是我随报馆去沪前，他们郑重叮咛我的话。
这话我记了四年，此刻也还揣在心坎上。
这四年，我目睹并亲自经历了大时代中一个报纸的挣扎。当日在华北当局委屈求全的局势下，一个必须张嘴说话，而且说“人话”、“正派话”的报纸，处境的困难是不下于目前上海同业的。一个炸弹放在门口了，四个炸弹装在蒲包里，一直送到编辑室里来了。我看见社长和同事脸上的苦笑。炸弹从没使这个报纸变色，《文艺》虽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但也不能不分一份厄运。在天津法租界编副刊，除了明文规定的“赤化”、“反日满”的禁款外，还提不得法兰西，提不得安南，提不得任何挂三角旗的地方。在上海，那环境更要复杂。除了应付那时文坛的四阵八营，种种人事微妙关系外，还要揣度检查官的眼色。那时新闻送检，副刊可免检。这省了事，可也加重了编者事后的责任。当一位故都的作家责《文艺》下了海时，上海一些朋友却正指我们为“谪京派”；当进步批评界责备我们太保守太消沉时，南京中央党部的警告书也送到了。为了刊登陈白尘先生的《演不出的戏》，报馆被日本人在工部局控告了。这官司纠缠了许多时日，终于在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的“中国什么时候承认过满洲国呢？”的严词质问下，才宣布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