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第2/3页）

他写文字很审慎而推敲。在清华的时候，我们在一次谈天里，问起他一天写多少字，他说五百。”他反过问我，我说不一定。快的时候，曾写到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还另外写了两篇杂感。”可是这是那时的话，后来自己也体验到每天写不到五百字的时候了。

在战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清华又是好环境，教授们的家都相当安适。在我们每每当下午四五点钟去谈天的时候，不但畅所欲言，既不关时局，又不谈物价，更没有愁眉苦脸，而且吃着好茶，有时来一道甜食点心，象莲子羹一类等等的。我们在朱先生家里也不曾例外。

然而抗日战争把所有人的生活划了一道界线。我比任何人都早，先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学教书。这是二十六年的九月。那时朱先生随着学校到了长沙。许多先生在衡山过了另一种生活。冯芝生先生很规律地写下了他的《新理学》，除了鬼神一章，是大部完成了。朱先生触发了旧时的兴趣，清新的篇什，颇传诵一时。

不到一年，长沙的临大改为联大，大家都又奔波到了昆明。因为初到时的生活的凌乱，我们失掉了从容坐下来谈话的心情。不久，我又因为可笑的文字祸而离开昆明，到了重庆。因为是抗战才开始，大家的生活秩序虽然受了影响，可是身心都没有大的变化。

最叫我惊讶的，却是我在二十九年二次到成都的时候，适逢朱先生休假，也在成都（朱太太是四川人），我去看他，他的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没想几年的折磨，叫人变了样！有些老朋友，见了我，也说我苍老了，我还想辩护。可是看看朱先生，我连说他苍老也不敢了。怕伤他的心！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我们也曾喝着他的好茶，可是心情完全不对了。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非常可称道的书，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道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另外，《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大概也完成于此的。

这一次的会见，中隔了两年，我仍回在沙坪坝中央大学教书。有一天，却喜出望外地见到朱先生和魏建功先生来了。更喜出望外的，是朱先生又恢复了往日的健康，头发上那一层霜也像揭走了，又是乌黑乌黑的了。他依然精神，仿佛和往日清华园的佩弦先生的面貌可以接续起来了。中央大学是一个一向受了学术派的熏陶，白话文不很被重视的学校。我们就借机会请朱先生来一次讲演。他那流动活泼的国语，以及对于白话文的热忱，我想会给听讲的人一个有力而且有益的启发。当天晚上，由辛树帜先生请吃锅贴，这次我们又很快乐地分手了。

朱先生非常客气，回到昆明，立刻有信来。那信里很有一种杜甫所谓“交情老更亲”的味道。

大概也就在这不久吧，我所指导的一位毕业生考取了联大研究院，朱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便又都有信来。他们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你的成绩，也是我们的安慰。”

我感觉朱先生的生活态度是有些改变了。因为，从前他是不以师道或老辈自居的。现在有些不同了。就他的生活的严肃说，这是必然的发展。可是在另一方面说，也就是渐入所谓“老境”么？这感觉到了我们又在北平见面时便更证明了是正确了。朱先生和我先后到北平，这是三十五年的秋天。我是从上海来，在师大教书，他是从重庆来，仍回到清华。在他还没搬出城的时候，我就去看他，那是国会街的临时招待所。我见了他，却又有些黯然了。他分外地憔悴，身体已经没有从前这么挺拔，眼睛见风就流泪，他随时用手巾拂拭着，发着红。我们没能谈什么文艺，他很关切地问到我的母亲，太太，小孩等。宛然是一个老人所关切的事了。

到他在清华住定了，我又去看过他几次。在城里也曾有几次座谈会和宴会上遇到。生活定了，精神确又好了些。——不过有些人已在称他是佩老，大概他是有老的资格了。

但他那不苟的作风，却一如往昔。我来北平后，曾一度给《北平时报》编副刊《文园》。朱先生寄了一首译诗来，可是还没等付排，他的信又来了，是改去了一两个字。他不苟。可是并非不圆通。他后来告诉我：“时报不是什么好报啊。”但他并没因为时报不好而拒绝写稿。——我后来却也不编那个副刊了。

在朱先生的晚年，（我们没想他的晚年是到得这样快！）逐渐加强了鼓励后进的，或者可说是负起教育的责任的意识。他非常虚心地阅读着各种刊物，遇到可以首肯的，就称道不遗余力。我偶然写过一篇《谈选本》的文章，登在重庆出版的《华声》上，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朱先生仍然常常提起。下面是我保存着的去年九月十一日的一封信，又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