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

1910-1978

李长之，山东利津人，著名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三十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学习生物学和哲学，曾主编《清华周刊》文艺栏，并创办《文学评论》双月刊。1936年毕业后执教于清华，后辗转执教于各校。著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等。

杂忆佩弦先生

佩弦先生逝世了，这是一个如何的意外！他的病是旧病，时犯时好，谁也没想到这次要动手术，更没想到动了手术就是这样的不幸的消息。

佩弦先生是谨慎小心的人，他没有一般文人的嗜好，也没有一般文人的脾气，他的生活总是那样按部就班，脚踏实地，象钟表那样稳健而有秩序。这样的人能在五十岁（西洋人的算法）就死去么？如果相术可靠，他的眉毛是那样黑而长；身材短小，可是精焊；瘦虽然瘦些，却是瘦而有神；往常给人的印象总是精神奕奕，事事周到，这难道不是寿吗？

然而事实上是太快了，佩弦先生死得太快了，出了任何友人的预料，也给了任何友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是八月九号这一天的正午，林庚刚从北大医院里拔牙出来，就到了我这里，坐定了，就告诉我说：“朱先生又病了，也住在北大医院，刚动过手术。”这是我听到朱先生病了的消息之始，问起林庚见过朱先生的情形来，他说还好，我们总认为动手术的病的危险都在动手术的那一刹那，如果经过良好，是可以无碍，而放心下去的。我打算到一两天再去看他。同时我一向也有一个偏见，就是认为探望病人固然是好意，但假若抱这种好意的人太多，在病人的精神上便不免是一个难堪的负担了。因此，我就又踌躇了。

谁知在十号的报上，也就是我晓得朱先生病了的消息的第二天，已经登着朱先生病危了。我这时坚信我听到的林庚所见的情况是实，新闻记者的消息可能是“旧闻”，只是曾经一度危险而已，又为了刺激读者，便渲染得过分，这也是中国新闻记者的常事。

可是慢慢情形不对了，十一号十二号都连着登起那恶劣的消息来。我不能不动摇了，我决定在十二号下午去看他。谁知道这天下午又因为有事没能去成，第二天才知道就是去成也晚了，因为已经不是活着的佩弦先生了，原来他在十二号的上午十时已经逝世了！

连日的阴风凄雨，更增加了我的耿耿不乐。给我印象那么清晰的朱先生，竟作了古人了！

记忆一页一页地翻着，想起了十七年来和朱先生的往还。

最初和他的认识，是我入了清华。那时他才三十几岁。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课外可是常去找他聊天儿。见面最多的时候，是在郑西谛先生在北平，大家共同编《文学季刊》的一段。这时期虽然不太长，可是因为每一星期（多半是星期六的晚上）大家都要在郑先生家里聚谈，并且吃晚饭，所以起码每一星期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会晤的。因为朱先生的公正拘谨，我们现在也不大记起他什么开玩笑的话，同时别人也不大和他开玩笑。只记得他向郑先生总是全名全姓的喊着“郑振铎”，脸上发着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让我们感觉他是在友情里年轻了。

那时郑先生住在燕京，从燕京到清华是有一段路的。每当我们夜深归来，往往踏着月光，冲破了犬吠，在谈笑声里，越过了不好走的小路，快乐地分手。现在记得这情景的，除了我之外，只有林庚了。

朱先生当时开着“陶诗”的一门课，我很想去旁听。当我想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有着习以为常的谦逊，说没有什么意思，不值得听的。”我们那时年少气盛，也就信以为真，又听说他常常叫人背诵或默写，错了字还扣分。我们那时又是不拘束惯了的，于是更觉得不听也罢。后来知道他所写的那篇《陶渊明年谱之问题》，恐怕就是那时研究的心得的结晶，到了自己对陶渊明也发生兴趣时，是很后悔没曾听他的讲授了。

朱先生谦逊，客气，而且小心。他对于一般人的称呼，都是“先生”。我有一位朋友编刊物，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朱先生的稿件往往有着涂改，这涂改之中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口气改得和缓些。在他的文字里，很少有“绝对”、“万分”、“迥然”、“必定”的字样。就是有，也往往改成轻淡一些的了。

这一点儿也不错。在待人接物上，我们很少见到他疾言厉色，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自然，我们也很少在他身上发现热狂，象臧克家所说的“燃烧”似的。朱先生的性格和他的名字实在有着巧合——清！

可是他并非马虎。他的字从来不苟，一笔一画。他对什么事的看法，也非常坚定，而有一个一定的界限，——当然是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