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第2/3页）

也像那个小学一样，这中学直到现在还是那位校长，还是那些先生，而且名誉也还是一样的好：算那省会里的第一流学校。

我自己

我四五岁的时候，大家都不欢喜我：我不听他们的话。我拿棍子在别人房门口敲着，别人要是:“×弟，别敲罢，”那我就得一连敲上两三个钟头。别人不说倒也许好些。因此常挨爹妈的骂，这我到很大才克服掉。

我的恩物是军乐队。似乎常有军乐队在街上走过，我就要大人带我去看。这大概是受了姊姊哥哥们的影响：他们常拉着手风琴唱歌，哼着军乐队的曲子。还有件恩物是轮船火车，一听见火车叫“哆！”就要往外跑。在家里我拿着粉笔铅笔，用了野兽派的手法，在墙上在地板上画着蚕子似的火车。我用五六个火柴盒接起来做火车。我在那上面画着铁路：由妈妈站到爹爹站，到姊姊站，到姑母站到厨房站，我自己做了火车开来开去，嘴里叫着，“哆——轰轰轰轰，轰轰轰轰！”一开到厨房站，厨房刘大哥（爹要我这么叫他）就说：“你这个火车要上煤了吧。来，我给你上煤。”这一手我顶高兴，因此火车常往厨房站开，而且在那一站停得最久。我顶欢喜上煤！

一个人最好是开火车，当个乐手也好，要是在火车里奏乐，那就，吓，我的乖乖！

哥哥死后，嫂嫂带着侄儿送哥哥灵柩回去，接着许多大人们要上学，要找职业，都离开了我们。全家只有爹妈我。我哭着：“一点不好玩呀，一点不好玩呀。”

七岁那年离开这省会，跑了几个地方，到另外一个省会里住下。我不感到不好玩了。学校有同学。在家里爹妈给我说故事，星期日他们带我出去玩，还有位老王妈，每晚总得说个徐文长，说个《屁弹铜匠》这类。门口有许多茅屋，住着些卖豆腐干的，开小茶店的，他们的儿女都是我的朋友，有几个还是同学。

在初小有一次开全城小学运动会，我去参加五十码赛跑，得第二，给了我许多奖品：十几册商务印书馆的童话，孙毓修先生编的。有许多字不认识，母亲就读给我听。于是渐渐地自己看，买了一些，借了一些。商务中华那时所出的童话都看全了。到高小开始看旧小说，第一部是《岳传》，向个姓夏的借的。才看了一点，和夏先生打起架来，书还他。马上好了，再借来看下去。第二天又打架，又还他。第三天他又把书借给我。这部《岳传》足足看了一个月。接着借看《杨家将》，《三国演义》，《水浒》，《彭公案》等等，这些教给我们拜把，打架的机会也就特别多。把弟兄也常会打起来。于是来了个调解人给我们讲和，写和约，还画花押，不过说不定这和约在下一分钟里给撕得粉碎，拳头对拳头又顶起来：“不打你这忘八羔子不是好汉！”

我没有一样功课好的，可是先生们说我将来可以做个书家，据说我的字写得好。在初小时，全校开什么会，他们还叫我当着许多陌生面孔写一副泥金对子，他们还教了些话让我在台上说了几句。校长兴奋着脸说：“那天知县拍手拍得最厉害。”理科教员还郑重地请我写过中堂：朱柏庐《治家格言》。我闯下许多祸，我在先生那里的案件每天总有四五起，而没被开除，或者是因为这一点。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说这小学是县立的。

大姊（大姊夫早去世）失业了，住在我家里，以后病死，留下一个儿子在我家长大。这外甥比我小三岁，我们做了好朋友，暑假寒假就是我们的天下。我开了一家大戏院。用骨牌凳翻过来当舞台，在厚纸上用彩色画了花脸，胡子，花旦，剪下来，当作戏子。梅兰芳还在我那里唱过戏哩。晚上演电影：在那些做手工用的玻璃板上画着古里八怪的脸，靠着灯，映到床上，观众是我那朋友，还有老王妈。有时也预备两张藤椅，请爹妈来坐包厢。我和那朋友组织了一个乐队，把老王妈的洋铁箱子挂在身上当大鼓敲着，我们自己的嗓子奏着乐。

我那大戏院关了门之后，就开了家书店。我把知道的故事写成小册子，每册三四页。此外还杜造了些故事。一面还出日刊，每期一张尽白纸，有故事，笑话，插图。我的读者只有一位。

他呢，开了个动物园，里面陈列着的动物是：猫一头，乌龟一只，螃蟹一只。我是唯一的参观人。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闹了蹩扭，我不合作。他慌了起来，因为开了家动物园没人参观到底是不大舒服的，他对我母亲哭丧着脸：“婆婆呀，快叫舅舅来看我的动物园罢，我们动物园一个人也没有了。”

不久他的乌龟因营养不良而病死，动物园关了门。我和他就拿一个纸匣子，装上轮盘，叫那只螃蟹拖车子。可是它不听话，它横走，把车子拖得乱七八糟。我们用一根筷子打它。还是不行。我那朋友动了火，狠命地一打，把蟹黄打了出来。他为这悲哀了一两天。我那刊物还为这出了个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