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歌川

1903—1991

钱歌川,文学翻译家。笔名味橄、秦戈船。湖南湘潭人,早年赴日本学习,1926年回国,在长沙明德中学等校任教。1930年进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曾主编《新中华》杂志,同时从事创作和文学翻译。1936年赴英,1939年归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1948年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后任成功大学教授。1964年赴新加坡,任义安学院教授。1972年后侨居美国,专事写作。1983年以来,出版散文随笔数部。著有杂文集《浪迹烟波录》,散文集《楚云沧海录》等。

巴山夜雨

我对于雨虽不特别爱好,至少也不怎样嫌恶,这个你只消看我从不撑伞,常在雨中照常走路,便可以明白,如果头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相当厚的外衣的时候,在不大不小的雨中行走,我并不觉得难过,毋宁有一种超然的心情,或是傲慢的态度。那时大自然的弹雨密集地袭来,所有的人都飞跑躲避,而我却满不在乎,仿佛一部可以御弹的铁甲车,泰然地从容行驶。

你只要不以打湿衣帽为意,便可悠然不迫,而有余情去欣赏那些织女机中的雨丝。真的,那就和春蚕刚吐出来的丝一样光亮,细长,而且整齐地排列着,似乎要把天空和大地缝织起来:那时你就像一把梭子,从那些雨丝中穿过去,旧丝刚一消逝,新丝又来,使你目不暇接,而不能不感到天工何等迅速,我们的行动真太迟钝了。

身边的雨是丝,远处的雨便成为烟雾了。记得少时游扶桑,尝泛舟琵琶湖中,看岚山雨景。只见水上浮现出一重重银灰色的山影,随着雨的大小,时隐时现,或有或无,空蒙得就像梦境一般。那印象二十年来老留在我的心眼中,既不加深,也不至淡得看不见,永远保持者那种浑然的画面。后来游镇江,也感到雨中有画,宜乎大米小米,要由此而创出一种画风。镇江的景色,宜秋宜月,尤其宜雨!金焦附近的山水,从雨中看去,实在最美。这一点,画家当然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所以两米专画雨景,而获成功。

雨不仅可看,而且可听。画家看雨,诗人听雨。雨打在芭蕉叶上,发出那种淅沥的声音,常常可以引起诗人的灵感。敲在窗上,也足够凄清,留连忘返。在这种环境之中,你想会有人不爱巴山的夜雨么?

然而好景不常,我在城中居不多时,便被日本的炸弹逐出,而迁居到乡下。住的是茅屋三间,通雨则漏,而出外也就满路泥泞,鞋袜尽湿,以前所有的诗情画意,到此全消。而今对巴山夜雨素有好感的我,也就不敢再赞一词了。

我住的那所茅屋,是在抗战期中临时盖起来的。我既没有讨到一个四川老婆,又无当地的一亲半戚,自然不愿,也不能,在此落业。为着抗战的关系,一时流寓来此,终久是要回到“脚底下”去的。可是既来了,总得找地方住,城里虽有房子可租,然而炸弹是没有眼睛的;乡下又都是田地多而房屋少,要租也租不到可住的屋子。于是便想到以最经济的办法,找本地人专为我盖几间茅屋来住。

这目的很快的就达到了,因为于人有利,于己也无损——至少在当时我是认为无损的,虽然后来损失很大。那就是由我拿出建筑费来,在有土可豪的本地人的田地上盖屋,约定只住两年,就把房子完全送给地主,如果再住下去,我得另出房租。在我,知道这房子终将属于他人所有,不愿投资过多,在人则以倘来之物,固不必多花本钱,废了一块土地,不能种田,似乎已足。双方都没有想好好去做的心情,结果盖出来的屋子,能蔽风雨,已经算不错了。谁料竟连这起码的条件,也都没有备具,后来损失,更是可观。

房子的栋梁,一连断过两次,那时契约期满,屋主早经易人。修理的钱,也就超过原来的建筑费了,我的损失更大,因为门墙不固,小窃穿窬而入,偷去的财物,约三四倍于建筑用费。但这都是些身外之物,得失我倒也就并不那样关心,最使我苦恼的,还是雨淋头!

我对于雨一切的反感,都是由于住了这所房子而来的。茅屋据说每年得加新草,方可免于漏。其实我那茅屋,似乎从第一年就漏起,愈漏愈甚,起初我用痰盂接漏,随后用面盆,再后用脚盆,这样敷衍了一年。

地主因为主权还未移交给他,所以虽则住在邻近,也就熟视无睹,不愿帮忙。我自己则年年有离去之意,雅不愿再下资金,可是到了第二年,屋子愈漏愈不成样子了,起初是一处漏,后来竟有好几处流水进来。南边漏水,恰漏在我的床头,我只好把床朝北边移,漏的范围也就跟着追过来,最后追到床铺靠紧北窗,无法再退。这时我既不能把床移到墙外去,似乎只好以困兽精神,作背水之战。不幸我所抵抗的正是水!水是无孔不入的,是世间唯一的伟力,温柔时可以像女人的泪,刚强时可以冲破坚固的堤。以我区区的微力,如何能抵挡得住?我并没有遮天的巨掌,所有的武器,只是一把雨伞而已;我把它撑在床头,像临到危险的驼鸟一样,只要把头部遮住,不受雨淋头之苦,便算满足。常常早起一看,室内顿成泽国,棉被也就半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