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解说（第5/7页）

《白夜行》（一九九九年八月　集英社）

我想写一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这个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犯罪小说。另外，我打算只从周围人的视角进行描写，至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则只能依靠想象。小说中出场的人物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相只有读者才清楚，这就是本书的基本架构。在《小说SUBARU》上连载是个错误的决定，当时我采用的是短篇连作的形式，连载的第一回相当于本书的第二章。那个时候，我必须定下尚未写成的第一章的基调，把后面的故事都当成一个衔接紧密的长篇小说来写。仔细想想，这也太难了。结果如何暂且不论，但是这书确实是我下了很大功夫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里并没有出现“心理创伤”这个表达，我也根本不想写一本只用这样一个简单词汇就能概括的小说。但是，自以为是的评论实在太多，我只能闭口不语。

《再一个谎言》（二〇〇〇年四月　讲谈社）

这是“加贺恭一郎”系列的第一部短篇集。这些故事都是从犯人或者刻意隐瞒真相的人的视角进行叙述的，而加贺就是他们的敌人。但是，我不想写成像《神探科伦坡》或《古畑任三郎》那种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事件真相的推理作品。话说回来，我写《毕业》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这么折腾加贺。现在他是在练马署的警局工作，不过我觉得也该给他换个地方了。

《预知梦》（二〇〇〇年六月　文艺春秋）

这是“侦探伽利略”系列的第二部。前一本里涉及到很多专业工具，也许会让不少读者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这本书的重点完全放在了“揭示神秘现象”上。相应的，主人公运用理科知识解谜的部分减少了，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也不太清楚。话说，上一本和这一本出版之后都赶上电视剧《圈套》热播，对此我只能苦笑。我并不认为别人抄袭了我的点子，物理学家揭示神秘现象内幕本来就很常见嘛。

《单恋》（二〇〇一年三月　文艺春秋）

《秘密》一书里写到了母亲的灵魂附在女儿体内，这种外表与内在的差异让丈夫十分困惑。我在想像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会怎样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性别认知障碍这一问题。我不想草率处理这个题材，于是我深入思考了男女性别差异等诸多问题，还走访了完成日本第一例变性手术的埼玉医大附属医院。在执笔过程中我逐渐形成的关于性别的看法至今未曾改变。正因为如此，每当看到电视节目上一些名人由于无知而信口开河说出一些错误的观点时，总是气得要死。不过算了，自己生闷气也无济于事。还有，虽然我在几个访谈中都提到过，但是这里还要再说一遍，这部作品的氛围借鉴了SMAP的歌曲《夜空的彼端》。

《超·杀人事件》（二〇〇一年六月　新潮社）

最早写成的是那篇《超理科杀人事件》，我看到有些作家在作品中照搬照抄大段大段的理科资料，所以就想写这么一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很受欢迎，于是我又写了《税金对策杀人事件》、《超高龄化社会杀人事件》等等。虽然每个题目里都有“杀人事件”，但是其实故事本身一点儿推理元素都没有。尽管如此，在某次对谈中，有位评论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就算是讽刺文坛之怪现象，也不用非得写成推理小说。”根本没读过就胡评一气，这种人真应该买一台“书评机器”。

《湖边凶杀案》（二〇〇二年三月　实业之日本社）

这是一本未经连载就直接出版的新作，但是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我曾经连载过一部名为《不要再去杀人森林》的失败之作，我认为这样的故事绝对出不了书，所以干脆就重写了一遍。说实在的，这事真没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可是我对这部小说的内容相当中意，于是也就得意洋洋地认为自己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局。

《时生》（二〇〇二年七月　讲谈社）

我想写个傻瓜男人的故事，这本书的主人公宫本拓实就是个地道的傻瓜。写傻瓜的故事让我觉得很开心，也许是自己内心深处许多封印被解开的缘故吧。本书写到了时间旅行这个题材。从很早以前我就深入思考过“时间悖论”的问题，我想写一本书，里面的主人公不是时间旅行者本人，而是他周围的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成功。文库本出版的时候，“时生”两个字的写法从片假名改为了汉字。

《绑架游戏》（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光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