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解说（第3/7页）

《浪花少年侦探团2》（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讲谈社）

说实话，我不想把这个故事系列化。上一本的后记里我也提到过我写得很艰苦。可是出版社方面却暗示我“再写本续作吧”，没办法我只好照办。不过，七年后该书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由山田玛丽亚主演，所以，现在想想当初把这本书写出来还真好啊。文库本出版的时候，本书改名为《再见了，阿忍老师》。

《怪人们》（一九九四年二月　光文社）

本书就是各种怪异故事的大荟萃。说到特点的话，就是有几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体验改写而成的。比如，《哥斯达黎加的冷雨》就参考了一个朋友的经历，那次他差点儿就把命丢了。

《从前我死去的家》（一九九四年五月　双叶社）

这本也是我的自信之作，但是却又一次遭到了冷遇。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以怀疑的目光看待评论家。一个还算畅销的作家出了新书，那么对待他的新书的方式也要有所不同。对作家来说，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家长没出息却害得孩子不被认可——我当时曾怀着这样的愧疚向这本书表示了歉意。

《操控彩虹的少年》（一九九四年八月　实业之日本社）

这个故事曾在《周刊小说》上连载，但是结集成书却是在两年之后。在推理小说中加入大量科幻元素并非易事，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效果如何，试着发表出来却得到了意外的好评，真让人喜出望外。我比较喜欢“光乐家”这个设定。

《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一九九五年二月　中央公论社）

爱情，友情，选哪个？我想每个人都曾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吧。当然，人人都希望两方面都能取得完美的结果，而如果这时出来碍事的是“记忆”这个东西，那又该如何是好呢？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了这本书的核心构想，那时，虚拟技术还没有发展到现今的地步，所以怎样制造平行世界是最大的难题，我并不想使用失忆或做梦这种桥段。电脑技术与脑科学的发展为我创造了写出这个故事的可能性。为了在书中引入有关人脑的最前沿研究，我参考了很多科学期刊和论文。学术专著是指望不上的，这种书从写作到出版总是有一定的时间差，很多情况下书出版的时候，里面的信息已经过时了。所以，每当看到那些科学题材的小说后面虚张声势的参考文献中只有一堆学术专著时，我心里总会有点儿小小的鄙视。

《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九九五年三月　集英社）

我觉得写出这样一本书的自己也是傻瓜。本来我只写了三篇题为《怪兽少年的逆袭》的随笔，但是一经发表却大受好评。于是，我想把这个超级烂校的故事再写五篇左右，结果写着写着就一直连载下去了。我真没想到这些故事结集成书也能大卖，看到本书受到如此众多的读者追捧，实在受宠若惊。而且，要求我写续作的呼声也很高。但是，我以前公司的好朋友却说“绝对不许写”，如今我得优先考虑他们的意愿。顺便提一句，据说我母亲读了这本书之后才第一次认识到他儿子有多傻。我大姐有个儿子，有一天，我母亲对她说：“男孩子吧，再严加管教也没用。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父母看不见的地方做了什么。读了《我们是傻瓜》以后我算是明白了。”

《怪笑小说》（一九九五年十月　集英社）

戏剧界有一句话，“让人笑比让人哭更难”，此话也同样适用于小说创作。在“文学”的世界里，这种让人笑的小说基本上不了台面，就连读者也认为写出一本搞笑小说很轻松。而实际上，写短篇推理要容易多了。顺带一提，我个人非常喜欢《献给某位老爷爷的线香》和《动物家庭》这两篇。

《天空之蜂》（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讲谈社）

如果有人问迄今为止写过的作品中哪本最花心思，大概我会说是这一本吧。有了灵感之后，取材用了三年，写作又用了一年。我去了许多地方，访问了许多人，其中包括核能发电的相关人士、反对核能发电的人、研究直升飞机的科学家、自卫队、警察等等。取材的难点在于涉及到很多不能对外公开的方面，所以基本无法带着编辑进行正大光明、轻松愉快地取材。我在参观了高速增殖反应堆文殊之后，没过几天又以反核能派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反文殊讨论会”。补充一下，书中出现的大型直升机BIG B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为了把这个虚构的飞机编得合情合理，我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另外，关于无人直升机救援孩子的方法，也是自卫队空中救援队的队员帮我想出来的。托这本书的福，每年召开核能发电或与能源问题有关的研讨会时，会务方都会邀请我参加。每次我都会不着痕迹地宣传一下这本书，但是它还是卖的不太好，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