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第2/17页）

一九六六年

这一年的某一天，圭吾看到了《奥特Q》。其实此前我也看过怪兽，但是第一次在自家客厅看到也可以当成值得纪念的事件吧。如果我没看到这个节目的话，那我也就不会看到《奥特曼》和《赛文奥特曼》，我也就不会在《小说SUBARU》上发表题为“怪兽少年的逆袭”的随笔，这篇随笔也就不能发展成为后来的《那时我们是傻瓜》这本书，也就不会给东野家丢人现眼了。所以说，到底是哪样更好呢？

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的九月某日，不知为什么，圭吾被推举为儿童会（初中和高中叫作学生会）副会长的候选人。当时，五年级有五个班，每班选出一名候选人。能在这么多人里被推选出来，就说明你很有领袖风范嘛——大概很多人出于好意会这样解释，但是圭吾确实不是这块料。我就是“最普通”的那号人，就是典型的一般人。而且，我连班长都没当过，充其量也就当过保健委员和园艺委员之类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所以，这次为什么非要选我当儿童会副会长候选人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好玩。大家都觉得“把圭吾同学选为候选人一定会很好玩”。候选人必须要在全校学生面前演讲，让圭吾同学上台演讲会怎样呢？大家都对此很感兴趣，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欺凌呢。但是我却毫不在意，开始专心准备演讲。另外，圭吾把演讲和表演搞混了，我觉得表演的话必须得让观众喜欢才行，于是就准备了一份笑料满满的讲稿。结果，这一计划居然大获成功，我的演讲备受好评。不仅如此，我还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了。没错，圭吾是副会长了。连我父母都吃惊地说：“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不过，圭吾意气风发地当选之后，什么事也没干，就在会长旁边傻站了半年。

顺便一提，这一年发生了三亿日元事件。三亿日元，就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因为这个金额实在高到没有天理，所以圭吾并没觉得犯人是坏蛋，反而觉得他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周围的大人们也夸那个犯人头脑机灵，也许这就是我开始关注智慧型犯罪的契机吧。

一九六九年

这一年的四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事，让圭吾觉得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可能是因为五年级时做的那个演讲太成功的缘故，在我升上六年级以后，又被推选为儿童会会长的候选人。全班同学起哄推荐了我，可是不管怎么想这事都太乱来了吧。不过既然上了贼船，能力低微的圭吾就决定做个合格的候选人，并从那天开始专心练习演讲。其实，我还是没分清演讲和表演，天天绞尽脑汁苦苦思考如何才能把观众逗笑。带着这个误解，演讲结束了，结果我居然再次当选。当然，我不是靠成绩被选上的，所以在担任会长期间一直有些心虚。最辛苦的是，开会时我要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这事我实在干不了，所以我每次都让担任会议副主席的女生帮忙，自己只会在一旁傻笑。

顺便说一句，那年年末圭吾剃了个圆寸，这倒不是因为遭遇了失败，而是因为我知道上了初中反正也要剃成圆寸，所以不妨先适应一下。结果我剃了头才发现自己后脑勺很平，特别难看。可是后悔也已经晚了。

一九七〇年

这一年的三月，世博会在大阪召开。三月份，圭吾还是小学生，我和朋友坐着地铁去了会场，顿时觉得住在大阪真幸福。那时，大概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流。当时很流行在地铁里与外国人搭话，和外国人握手。圭吾只会“hello”这种简单的词汇，但是如果那时的积极性延续下来的话，也许现在英语已经很流利了吧。到九月世博会闭幕之前，圭吾好像一共去过二十次。美国馆和苏联馆的规模难分轩轾，但都一样无聊。而华歌尔·力卡缝纫馆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播放的尺度很大的裸体影片让我的心怦怦直跳。

有个男人登上太阳塔，在太阳巨人的眼珠部分坐了一周之久，好像是在静坐抗议。于是，圭吾一家开始就“那个人如何大便”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父亲说：“就用纸包起来丢掉吧……”大姐立马接口：“然后有人就捡起来打开了。”这一家真是傻到一块儿去了。

顺便说一句，这一年的四月，圭吾上初中了。姐姐们告诉我这个中学很烂，我进去一看，发现姐姐的话果然没错。初中里发生的那些事请参照《那时我们是傻瓜》一书。

一九七二年

这一年冬天的某一天，札幌冬奥会拉开了帷幕。日之丸飞行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