栀子花

怎么认识她的？跟一朵栀子花有关。

那时还是“解严”之前，踏出大学校园不久的我，满怀雄心壮志，刚在戒备森严的文坛边角插下歪歪斜斜的小旗帜，环顾四周皆是霸主，惊魂未定，又奉天承运地进入一家揭橥兼容并蓄精神的杂志，当起从买便当、影印到采访、发稿无所不包的小编辑。编辑音同“边集”，摸得到边的都集合到你身上，摸不到边的正在路上。

那时的我未驯化亦不谙政治之道，脑子里因涌动与生俱来的自由意识故时有惊险之事擦“编辑台”边而过。譬如，因尊重作者之创作意志与言论自由，竟未将文中描述购党外杂志评论时政一段、读毛泽东一段删去，据云“上头”很不高兴，大头目、二头目、三头目、四头目追究这篇文章是哪个混账发稿的？当然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小编辑“小妹在下本人我”。我应该有跑到厕所滴几颗泪珠，也必然以不雅的动词诅咒那看不见的、把每个人调教成心中自有一座警备总部的黑暗力量。其实我没那么勇敢，只是郁闷。那是个漂白水与杀虫剂被过度使用到反扑力量即将溃堤而来的年代。有个隔壁单位见多识广的老大哥点拨了几句，他提到我们的“头儿”向一位因政治事件系狱甫假释的作家邀稿以营造自由开放形象，却在依约碰面的当下突然“因病不克前来”，留下无关紧要的同仁与有案底的作家喝咖啡、摄影留念。“你要懂，突然生病这招很好用。”

为了活下去，他必须突然生病。这逻辑太高深了，我不想懂。

除此之外，那个年代没什么好抱怨。公司里只要有一条罹患被迫害妄想症的鲶鱼、一尾酷爱追逐血腥权力的斗鱼、一只自我崇拜的鲸鱼——当然是随时可以朝你喷口水的老板——即刻会让大家陷入欲生欲死的集体歇斯底里状态。真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在那个台湾钱淹脚目且没有网络、手机的手工时代，即使是小出版社也会借着登广告、办座谈演讲发表会、上广播电视拓展业务，风气如此，是以五天一会三天一宴乃艺文界基本生活。

我记得在某个中型研讨会后，“头儿”刻意安排近郊山上一处风格餐坊以飨嘉宾。天色犹亮，众人拾阶而上，走在前头的都是一方之霸及漂洋与会的娇客，我不擅交际，习惯殿后，与众人若即若离，最好掉入无人察觉的时空罅隙消失而去。

石阶边植有多棵我钟爱的栀子花，令我惊喜，早发的几株已布置得宛如月光盛筵，空气中浮着阵阵幽香，似久违的旧识，如远方的招引，沁润着我的肺腑。

我停步，凑近一朵盛放的重瓣栀子，深深嗅闻。我爱栀子花，只要遇见这花，一定这么做，那淡雅悠远的香味像一条白丝巾，不，是招魂幡，能让我安静，霎时挣开世间樊笼，悠游于茫茫渺渺之中，似已遗忘的前世，如将近的未来。只一霎，心生欢愉，仿佛能把美好事物永远贮存。

我随手折了一枝带叶白花，边走边闻，正要提步赶上众人，没料到背后有个声音：

“人香还是花香？”

正是她。我有点尴尬，攀折花木不是好青年该有的行为。我将花送她，她亦嗅闻，露出笑容。

“借花献佛。”我说。既然做了小偷，给自己也折了一朵，夹在指间。

人香还是花香？问得有几分禅意，风动还是幡动？我一寻思，不禁暗笑。

晚霞将褪去，早月像一枚淡淡的吻痕。山腰民家已点灯了，眼前这家农舍改修的餐坊亦亮起步道小灯，沿阶草漫过边堤，添了“翠薇拂行衣”的野趣。

我当然知道她，年轻学者，之前基于礼貌曾发过不痛不痒的邀稿函，此次为了研讨会亦有联系。但我不确定她是否知道我，毕竟我才刚出版第一本书，而且尚未以“我是作家”介绍自己，躲在编辑名片之后比较符合我的低调作风。

我报上名字。没想到她竟主动谈起我的作品，颇有几句溢美之词。但最让我惊讶的是，她提到我不久前发表的一篇稚嫩的小说，对故事中演绎“弱水三千，只饮一瓢”典故竟有学术评语之外的友好用词，“喜欢到心坎里去”，她的话。还问我是否有意朝小说发展，我答以还在摸索，她因此分析我的中文系血统对小说创作之优劣影响。日后我专神走上散文旅路，干脆自砍小说枝桠，早年写就的十几篇小说就这么埋了。于今想来，她是唯一与我谈到小说的人。但当时与她并肩沿阶而升的步伐中，我是不自在的，这是个怪病，当别人当面赞赏我的作品会让我不自在到想消失，所以那当下我只想与她一起踩空石阶坠落到夜的怀抱里。

还好二头目、三头目迎了出来，架着这位年轻的学术精英往主桌那儿去。资深霸主与海外贵宾一向是竞争惨烈的两大阵营极力拉拢的对象，生恐招待不周怕他们带“稿”投靠“敌营”（其实他们深谙两边通吃之道），是以其身边需巧妙安排擅长插抖打诨的弄臣与言之有物的陪客，以期宾主尽欢。她应该算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