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弹低调的高手──远悼吴鲁芹先生

一

上一次见到吴鲁芹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那年的国际笔会在法国召开，他从美国，我从香港，分别前往里昂赴会，都算代表台北。里昂的街头秋色未着，高俊的乔木丛叶犹青，不过风来时已有寒意。他上街总戴一顶黑色法国呢帽，披一件薄薄的白色风衣，在这黑白对照之间，还架了一副很时髦的浅茶褐太阳眼镜；加以肤色白皙，面容饱满，神情闲散自得，以一位六十开外的人说来，也是够潇洒的了。他健谈如故；我们的车驶过萨翁河堤，凉沁沁的绿阴拂人一身，他以怀旧的低调追述夏济安，陈世骧，徐訏等生前的轶事，透出一点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的感伤。当时明艳的河景映颊，秋风裏，怎么料得到，不出两年就有此巨变？

那次去里昂开会的中国人，除了巴金一行之外，还有代表台北而来自巴黎的杨允达，和代表香港的徐东滨。法国笔会把中国人全安置在同一家旅馆，因此我们好几次见到巴金。有一次，吴鲁芹在电梯裏遇见四十年前武汉大学的老同学，面面相觑久之，忽然那人叫道：「你不是吴鸿藻吗？」吴鲁芹叫道：「你不是叶君健吗？」笑了一阵子后，对方说：「等下我来看你。」吴鲁芹潇洒地答道：「好啊，正好叙叙武汉往事。只有一点，你可别向我统战，我也不劝你投奔自由。」这件事，第二天吃早饭时他告诉了我们，说罢大笑。吴鲁芹做人嚮往的境界，是潇洒。他所谓的潇洒，是自由，自然，以至于超然。也就因此，他一生最厌烦的就是剑拔弩张，党同伐异的载道文学。这种态度，他与文坛的二三知己如夏济安、林以亮等完全一致。在那次国际笔会的研讨会上，轮到自己发表论文时，他也就针对这种奉命文学毫不含糊地提出批评。

里昂四天会后，我们又同乘高速的新火车去巴黎。之后杨允达又以地主之谊，带我们和徐东滨遍览圣母院、铁塔、凡尔赛宫等地。一路上吴鲁芹游兴不浅，语锋颇健，精神显得十分充沛。只有两次有人提议登高探胜，他立刻敬谢不敏，宁愿留在原地，保存体力。当时羡慕他老而犹健，老得那么闲逸潇洒，而晚作又那么老而愈醇，不料未及两年，对海的秣陵郡竟然传来了噩耗。

这消息来得突然，但到我眼前，却晚了三天：我是在港报上看到有短文悼他，才惊觉过来的。吃早饭时我非常难过，嚥下去的是惊愕与惋惜，为二十多年的私交，也为中国的文坛。在出身外文系而投身中文创作的这条路上，他是我的前辈。中英文的修养，加上性情才气，要配合得恰到好处，才产生得出他那样一位散文家来。这一去，他那一代的作家又弱了一个，他那一代也更加寂寞了。但悲悼之情淡下来后，又觉得他那样的死法，快而不痛，不失痛快，为他洒脱的人生观潇洒作结，亦可谓不幸之幸。今年六月，我仓皇回台湾侍奉父疾，眼看老人家在病榻上辗转呻吟之苦，一时悲怆无奈，觉得长寿未必就是人生之福。吴鲁芹说走就走，不黏不滞，看来他在翡冷翠梦见徐志摩，也可算是伏笔。

现在他果然去了徐志摩那边，当然也与夏济安重逢了。如果人死后有另一度空间，另一种存在，则他们去的地方也颇不寂寞，而左邻右舍也非等闲之辈。也许阳世眼浅，只看到碑石墓草而已。最巧的是，吴鲁芹对于大限将至似乎早有预感，去年四月他发表的一篇散文，已经对身后事熟加思考。那篇文章叫〈泰岱鸿毛只等闲──近些时对『死』的一些联想〉，当时我在《明报月刊》上读到，就对朋友说，这是一篇杰作，也是吴鲁芹最深沉最自然的散文。在文首作者回忆他「去年初冬」（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底，大约在我们法国之会后两个月）急病入院，自忖必死，「可是过不了几天，却又安然无恙了。」他说当时他被抬进医院，心情颇为恬静，并无不甘死去之念。他说：「曾有人说，一个人能活到花甲之年就很不错了。花甲之后的『余年』是外赏，是红利，是拣来的。」接着他对死亡一事反覆思维，并且推翻司马迁所谓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认为此事只有迟早，却难分轻重，最后他说：

至于我自己呢，对泰山之重是高攀不上的，但亦不甘于菲薄贱躯轻于鸿毛。所以对泰岱鸿毛之说，完全等闲视之。然人总归不免一死，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智愚贤不肖，都要速朽的。君不见芸芸众生中，亦有一些不自量力求宽延速朽的时限的，谁不是枉费心机？谁不是徒劳？

这一段文字真正是大家之风，表现的不是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是道家的自然态度，毋宁更近于人性。我尤其喜欢他那句：「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要人洁白无瑕，求全得可怕，令人动辄得咎，呼吸困难。只要不是存心作恶，则「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更是宽己而又恕人，温厚可亲，脱略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