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如开芝麻门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麤记可以休。」项羽这种英雄人物，当然不喜欢读书。刘邦也不喜欢读书，甚至也不喜欢读书人。不过刘邦会用读书人，项羽有范增而不会用，汉胜楚败，这也是一个原因。苏轼这两句诗倒也不尽是戏言，因为一个人把书读认真了，就忍不住要说真话，而说真话常有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坐牢贬官的苏轼当然深有体会。而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裏，一个人甚至不必舞文弄墨说什么真话，就凭他读过几本书的「成分」，已经忧患无穷了。

这种「读书有罪」的意识加于读书人的身分压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裏，也感觉得到。海外的知识分子裏，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读过几本书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为了减轻心头的压力，他们儘量低抑自己知识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几个十九世纪的老名词来贬低其他的知识分子，以示彼此有别。

其实在目前的社会，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早已愈来愈难「划清界限」。义务教育愈来愈普及，大众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会教育，而各行各业的在职训练也不失为一种专才教育，所以在年轻人裏要找绝对的非知识分子，已经很难了。且举一例，每年我回台北，都觉得计程车司机的知识水準在逐渐提高。从骆驼祥子到三轮车夫，从三轮车夫到今日的计程车司机，这一行在这一方面显然颇有变化。其他行业，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中国大陆，从以前的批斗学者、红而不专、焚书锁书、白卷主义，到目前的鼓吹尊重知识分子，要干部学文化，要人民学礼貌，要学者出国深造等等，也都显示了反知主义的重大错误。到今天，我们都应该承认，无论在什么社会，要是把读过书的人划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使它和其他的人对立起来，甚至加以羞辱、压抑，绝非健康之举。

读书其实只是交友的延长。我们交友，只能以时人为对象，而且朋友的数量毕竟有限。但是靠了书籍，我们可以广交异时和异地的朋友；要说择友，那就更自由了。一个人的经验当然以亲身得来的最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经验毕竟有限。读书，正是吸收间接的经验。生活至上论者说读书是逃避现实，其实读书是扩大现实，扩大我们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们的亲身经验，也不妨多听听别人对相似的经验有什么看法，以资印证。相反地，我认为不读书的人才逃避现实，因为他只生活在一种空间。英国文豪约翰生说：「写作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过来说，读书的目的也在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在知识爆炸的现代，书，是绝对读不完的，如果读书不得其法，则一味多读也并无意义。古人矜博，常说什么「于学无所不窥」，什么「一物不知，君子之耻」。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多通人，即所谓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纪末年，培根在给伯利勋爵的信中竟说：「天下学问皆吾本份。」现代的学者，谁敢讲这种话呢？学问的专业化与日俱进，书愈出愈多，知识愈积愈厚，所以愈到后代，愈不容易做学问世界的亚历山大了。

不过，知识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人，但智慧则未必。新知识往往比旧知识丰富、正确，但是真正的智慧却难分新旧。知识，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却需要再三玩味，反覆咀嚼，不断印证。如果一本书愈读愈有味，而所获也愈丰，大概就是智慧之书了。据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生平只熟读一部书：圣经。米尔顿是基督教的大诗人，当然也熟读圣经，不过他更博览群书。其结果，班扬的成就也不比米尔顿逊色多少。真能善读一本智慧之书的读者，离真理总不会太远，无论知识怎么爆炸，也会得鱼忘筌的吧。

叔本华说：「只要是重要的书，就应该立刻再读一遍。」他所谓的重要的书，正是我所谓的智慧之书。要考验一本书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古人的经典之作已经有时间为我们鉴定过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经得起一读再读。一切创作之中，最耐读的恐怕是诗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和「岐王宅裏寻常见」，我读了几十年，几百遍了，却并未读厌；所以赵翼的话「至今已觉不新鲜」，是说错了。其次，散文、小说、戏剧、甚至各种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杰作，自然也都耐读。奇怪的是，诗最短，应该一览无遗，却时常一览不尽。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读来废寝忘餐的许多侦探故事和武侠小说，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节取胜的作品，真象大白之后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说，很少依赖情节。诗最少情节，就连叙事诗的情节，也比小说稀薄，所以诗最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