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同一个省

因“样板戏”而入罪的事，上海不止一件，报纸都报道了。大家一看才明白，这场带着“文化”之名的政治运动，现在果真狰狞到了文化。

当时上海的报纸是直接覆盖邻近省份的。安徽，我叔叔所在的安徽，听到风就是雨，比上海更狰狞。

有人揭发，那位主演了电影《天仙配》的黄梅戏演员严凤英，也曾经“攻击样板戏”。严凤英在观看样板戏《沙家浜》时说，这个戏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就是这短短的评论，引来了同一个剧团演员们的轮番批斗。

她没做任何答辩，吃惊地看着这些天天一起演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小兄弟、小姐妹，不知他们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几次批斗会后，她看了看院子里密密层层的大字报，回家抽了一堆香烟，然后拿起水杯，吞食了一大把安眠药，自杀了。

造反派断言严凤英的自杀是一种挑战，并由此做出决定，文化艺术界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

于是，同一个省的另一个黄梅戏剧团的一个“后补右派分子”，我未来的岳父马子林先生，又一次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他面临的必将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当街批斗。他只担忧，自己的三个孩子看到父亲被捆绑在大街的高台上受尽污辱，会不会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他与妻子商量很久，决定把孩子赶紧送到一个陌生的农村去，他们认识一个上街来的农民。

面对着别人强加给自己的巨大污辱，这对年轻夫妻只担忧如何使自己的子女不要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我对岳父、岳母的当日高贵，肃然起敬。

孩子们被一辆牛车拉到了一个不近的村庄。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好奇地看着一路野花。那些日子，过得又苦、又野、又快乐，只是她一直奇怪：爸爸、妈妈怎么把我们忘了？

这就是我未来的妻子马兰。

马兰渐渐长大，十二岁初中毕业，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全部复杂的手续都由她这个小女孩自己办完，但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跨不过去了：作为右派分子的女儿，政治审查通不过。

对此，岳父本人没有发言权，站出来的是岳母。这天她正与剧团一起在一个山区演出，听到女儿上学居然政治审查通不过，就悲愤交加，破罐子破摔，不演了。

当时正好有一个上级机关的官员在乡里做调查，急急地找来了，对我未来的岳母说：“你看，远近几十里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来看戏了，主角演员罢演，这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说：“那你们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儿考上了学校却不准上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官员又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群众，火把越来越多，远远看去望不到头，像一条神秘而光亮的长龙。他觉得今夜如果不开演，真有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样吧，你女儿上学的事，不难办，我明天一定给主任说。”

“我很难相信你们。”岳母说。

“那我现在就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女儿上学！”官员说。

“你说了不算数。”岳母还是很硬。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主任，你上台！”官员急了。

“那好，你出发，我上台！”岳母说着也看了看山路。

官员逆着火把的队伍出发了，她也开始化装。

几天后，十二岁的小马兰拖着一个大木箱，里边塞着棉被和棉袄，挤上长途汽车向省城出发。岳父、岳母看女儿太小，想送一送，但所在的单位都不批准。

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十余年后，马兰主演的长篇电视传记片《严凤英》播放时，全中国万人空巷。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彻底地揭示“文革”灾难的影视作品，严凤英自杀前头发飘乱、双眼逼视，穿过屏幕质问着二十年后的山河同胞。这样一部作品很难想象能够被批准播放，但在八十年代却奇迹般地被通过了。

全国观众和专家一次次投票，都毫无分歧地把全国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授予马兰。

说回去，严凤英去世时，五岁的小女孩马兰并不知道城里的父母在受难。同样，当时的我，也不知道安徽的叔叔在受难。

严凤英、我的岳父、我的叔叔，几乎都是同龄，又在同一个省。

妈妈亲自到学院里来嘱咐我写给叔叔的那封求助信，已飘飘荡荡地向叔叔飞去。家里遭遇大难，现在已经断炊，这会让叔叔多么心焦啊，但那时的叔叔，自己已走投无路。

叔叔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也因受到严凤英自杀事件的波及，正在寻找文化艺术方面的“阶级敌人”。可惜那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物，因此就把经常喜欢向年轻人讲述《红楼梦》的叔叔，当作了“疑似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