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寒舍坐一会儿（第3/6页）

周恩来在一九七一年以后指挥文化教育的恢复、文化典籍的编纂，实在功劳不小。我始终认为，对文化的态度，决定着一个政治人物的基本品格。

我自己也终于在繁重体力劳动的泥坑中被点到名字，以青年教师的身份参加了周恩来要求成立的上海各文科大学鲁迅教材编写组，地点在复旦大学。虽然我分到的任务很轻，几天就做完了，但是，在复旦大学看到的景象却让我激动不已。

各个教材编写组的教师，绝大多数都像我一样刚刚从农村上来。大家脸色黝黑，衣衫破旧，家庭困苦尚未料理，精神伤痕还没有恢复，一听到复课编教材，便急不可待地匆匆赶来，二话不说便埋首在书籍文稿间了。

终于，大家看到，几年前被粗暴地拉出课堂、远离城市、去了“广阔天地”的年轻人，又被召回城来，拿起了我们刚刚编出来的教材。一种人类公认的文明程序重新开始了。

我记得当时的复旦大学图书馆，从早晨开门就得抢座位，到夜间闭馆前还灯火通明。我一再抬头仰望着一排排雪亮的窗口，心想，真是天佑中华。

后来，“文革”终于被否定，但编教材、编辞典也全都算成了“文革写作”。正好教材、辞典里确实还有一些“左”的字句，大家也就默默地接受批判。批判者，仍然是“文革”中批判他们的那些人。那是一种特殊的中国职业。

只不过，直到今天，世界各国汉学家的案头，最常看到的还是那一大堆《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海》、《中国历史地图集》、《二十四史》标点本。这些文化工程的学术质量，大多超过先于它们或后于它们的同类书籍。而被当年的教材改变了命运的学生，早已成了各个文化专业的中坚力量，现在都已临近退休年龄。

其实，就在我们编教材的同时，还出现了更加重大的文化工程：中国突然发现了一系列顶级的文化古迹。

即使是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常常应付不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古迹发现。而中国当时接连发现的是什么呢？居然是河姆渡、马王堆、兵马俑、妇好墓！稍低一点等级的，就更多了。

这一系列足以改写中国历史、改写人类考古史的伟大遗迹的同时出现，考验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潜力。从发掘、勘测、鉴识、研究到修复、保存，需要调动一支支职能齐全的文化队伍。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是，每一个环节都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首肯。

有一些海外朋友经常问我：你们国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称，“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一切历史文物，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参观的最重要古迹都是在那个时间发掘和保护的？

我是这样回答的：请不要嘲笑灾难时期的中国文化。灾难的本意是要破坏它，但是，它本身的力量和中国文化人的人格力量反而使它获得了一次精彩的大展示。

四

“文革”期间，通过一位老师的帮助，我一度在浙江奉化的一座山上潜藏。正是在那里，我巧遇原先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一处隐蔽藏书楼，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系统研读。

后来有人一直问我，在当时，还丝毫看不出社会对于一个文化学者的需要，为什么能够沉下心来刻苦研读？我说，我虽然没有看到需要，却已经看到一种崇高。那么多教师把全部精力投向教材、辞典、史籍、学报的场面，那么多专家把自己生命融入河姆渡、马王堆、兵马俑、妇好墓的壮举，使我明白，文化不是盛世的点缀，而应该是黑夜的蜡炬。如果世人暂时不需要这种蜡炬，那么，我就让它先在自己的心底点亮。

一旦投入就发现，根本不必亟亟地期待世人的需要，因为要点亮自己的心底就很难，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

幸好终于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化又被关注。很多文化人获得了创造的权利，我也获得了一种自由，可以辞职远行，走遍中国，再走遍世界，对比中华文化与别种文化的异同。

然而，奇怪的是，虽然很多人在努力，成果也有不少，但一年年过去，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却越来越滞后，越来越迷乱，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它似乎遇到了很多麻烦、很多陷阱。

因此，我要以自己几十年的体验和观察，来说一说中国文化在现代遇到的一个大陷阱。

五

不错，把文化当做欢庆的装饰、宣传的工具、政治的话筒，不断地营造由晚会、评奖、精品、大牌所组成的假大空排场，是一个陷阱。但是，这个陷阱对于真正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而言，是能够避开的。而且，即便算是一个陷阱，也已经众目睽睽，而众目睽睽的陷阱就不叫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