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寒舍坐一会儿

近年来我应邀到海内外各地讲述中华文化史,总是截止于清末,再顺带讲述几句近代。但是,几乎每次,都被要求多讲一段中华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记得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时,每一场听众的现场提问都主要集中在当代。因此,今天我整理完自己从灾难的废墟上开始寻觅中华文化的艰难历程,最后似乎也应该加上这么一篇。

一个研究者要高屋建瓴地论述当代是很困难的,唯一可行的是从自己的个人感受出发。这就像带着一批朋友畅游了名山大川,最后走进小巷子,邀他们到家里坐一会儿。

这似乎不太妥当,但没有办法。现今的街市间没有名山大川,与其去参观搭建起来的假景,不如在寒舍聊聊彼此见闻。

那么,“当代”的界定也只能把我自己出生后的历程当做标尺。

我对中国的当代文化,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体谅。这一点,曾使很多海外华人学者有点吃惊,怀疑我是不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在讲奉迎话。但他们细看我前前后后几十年的言论,又没有这方面的痕迹。我直言相告,他们是上了“政治文化一体论”的当。不管是褒是贬,都从政治立场出发来绑架文化,因此就失去了冷静理性,失去了事实真相。

一九四九年我才三岁,已经有点懂事,生活在浙东一个离县城还有六十里地的偏僻农村里。长大后知道,当时发生过很多过激行为,但在浙东似乎比较温和。体现在我们亲属里,就是外公被评上了“地主”,遭了几次批判,抄了家;好在他原来就已经败落,家徒四壁,从来也不关门,抄不抄一个样。剩下来的事情,大多属于文化范围了。

许多从城镇里来的知识青年,以“工作队”的名义穿流在各个村庄之间,组织妇女会批评一个个“恶婆婆”,成立农会劝导一个个“懒汉”、“二流子”,全力扫除文盲,开办小学,设立卫生站,为民众注射各种疫苗……

我后来慢慢明白,这是在多年战乱之后,一种迟来的文明生态在进行着匆忙填补。当然也与新政权要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文明水准和办事能力有关,但在内容上却不完全是政治行为。我母亲作为地主的女儿应该是政治对立面吧,却是最受尊敬的扫盲班教师。而我,则进了刚刚开办的小学,开始了我漫长的学习历程。我的叔叔是上海的高中毕业生,也主动报名到安徽农村去做类似的事情了,偶尔回家乡探视祖母,还在村庄里组织农民剧团。

为此我曾在台湾发表过演讲,说如果只用政治对抗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一定会遗漏一些最根本的文化事实。例如,中国早先是一个农业国,像我家乡一样的广大农村,第一所小学、第一个邮局、第一家医院、第一条公路、第一张报纸、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无论如何应该予以正面肯定。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大了,而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出现这一切的地方仍然不少。

这中间,我最为看重的是文化教育。在我出生时,周围方圆几十里地,作为王阳明和黄宗羲的家乡,识字的人少之又少,肯定不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自豪的中华文化会在哪里呢?这片辽阔的土地又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当年我母亲有机会教书,我和很多同学有机会读书,是不小的事情。历史已经证明,近三十年我家乡经济的突飞猛进,第一批开拓者正是我的那些老同学和他们的学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教育文化受到极左政治的骚扰。我们最喜欢的几位老师被划为“右派”,抬不起头来了。课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政治性课文。但是,即使这样,政治与文化还是两件事。不仅数学、物理、化学仍然教得非常认真,而且语文课本里文言文的比例很高,读写能力训练很严。我那时已经到上海读中学,在学校里熟读了《论语》和《离骚》,浏览了几乎所有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英文学得也不错。

政治终于强蛮地笼罩住了文化,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我想,是因为那些“左”派政治人物看到文化实在太不听政治的话了,因此要狠狠地对文化开刀。由此可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走的,否则不会让政治发那么大的火。

直到今天,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还是停留在上层政治人物的起落进退上,实在是把一场民族灾祸缩小了,太对不起那个时候遭受苦难的广大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