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寒舍坐一会儿（第2/6页）

对此，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与这些研究者的看法完全不同。

德国思想家莱辛说过，那些政治人物因为地位太高，所以变得不太重要。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非常深刻。在没有政治民主的时代，地位并不具备代表性。他们在特殊的圈子里升沉荣辱，有特殊的游戏规则和因果逻辑，广大民众并不了解，也难以判断，更无法拿自己去类比，完全不存在社会的典型意义，因此当然不太重要。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呢？是民众的生态，尤其是决定一种文明能否延续的文化生态。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生态带来以下两方面的祸害——

第一方面，纵容了邪恶与野蛮。也就是说，纵容了文明的敌人。这与我小时候在乡间看到的文明普及运动正好完全逆反。其实，邪恶与野蛮到处都有，永远都有，却在那个时期被合法化、英雄化了。一批被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的激进分子，恶言恶语，到处批判，横冲直撞，无所不为。我仔细观察过，其中一小部分人可能是出于对官僚专制的不满趁机爆发，而多数则是各单位的偏执人物和狂妄人物，以“响应号召”为名，冲撞社会上一切高于自己的文雅所在。这又吸引了不少地痞流氓的加入，情况就更加严重。他们经过极短时间的互相模仿，居然夺得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天天进行着反文明、反文化的示范。我父亲和叔叔，以及后来的岳父，都在那个时候受到严重迫害。

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示范，最终集中在一种观念上，那就是：攻击永远有理，伤害永远无愧，名人永远有罪，罪名永远无限。这种观念立即普及于社会，使文化顷刻变得形影相吊、孤立无助。

第二方面，是全国停课废学，“上山下乡”。说农村就是学校，农民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全盘取消教学，全盘否定城市。这种情况，自从中国进人文明门槛之后，在非战争状态下还是第一次发生。在欧洲，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出现过很多暴力，却没有停止教学，因此法国文化没有受到太大伤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停课废学，由于事涉千家万户，牵连文化传承，实在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化大事件，等于爆发了一场文化大地震。我们全家子女从我开始，留下了毫无指望的祖母、父亲、母亲，全部“上山下乡”，无一幸免。

在农场劳动时，我们藏在箱底的那些书也被收缴了，可见这是一场彻底反文化的灾难。曾经作为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的上海，停课废学、“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刺痛，当然更加强烈。记得当时上海编排了一台话剧，强迫每个即将“上山下乡”的学生和家长必须去看，甚至一遍遍反复去看。这个戏一再告诉观众，教育是多么有害，学校是多么有害，边疆是多么美好，使学生和家长彻底解除了对于投入极其艰苦的边疆农牧生活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直到“文革”结束，那批伤痕累累的中年人终于回城，一定要找那个剧作者算账。那个剧作者一急就找到了我，要我以“上山下乡”代表者的身份为他开脱。我真的去为他开脱了，并且至今认为，那个戏虽然祸及家家户户，但整个社会悲剧的责任不应该由那个剧作者来承担。

不过，这个事件平息之后，我也曾对那位作者说，一个文化人写错点什么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学校这样的最基本的人类学问题，却千万不能马虎。

三

转机发生在一九七一年秋天。

极左势力因内讧而受挫，政府中的开明派领导人执掌实权，着手恢复教育、文化和科技。所以，海外有一批研究者认为，“文革”在一九七一年就结束了，为期五年。因为它的“逻辑抛物线”已经落地，以后的日子，只是一场有关纠正这五年还是维护这五年的斗争。连不太过问政治的作家张爱玲也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赞同这个终结期。有的研究者认为应该根据“文革”发动者自己的说法，把中共九大定为终结期，那就更早了。这个问题，留待历史学家们继续研究吧。

我的切身感受是，之后即使还算是“文革”，气氛也已经大变。周恩来在林彪事件结束的几天之后就赶到上海作了一番指示，说除了理工科大学外，文科大学也要恢复。文科教材不能光用政治领袖的著作和革命样板戏，可以先用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

由于全面复课，这一类教材编写组大量成立。几年停课像是经历了一次休克，反而调集起了更完整的文化感觉，突然发现连“文革”之前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单薄了。于是，着手标点《二十四史》，周恩来亲点由历史学家顾颉刚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周恩来亲点由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持；再集中力量编撰规模浩大的《英汉大词典》，重编《辞海》，开始筹备编写《汉语大词典》，翻译国际上各种人文、历史、科学著作，恢复各大学学报，一时如火如荼。极左派势力难于阻挡，只能勉强跟随，却等待时机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