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进士（第5/7页）

到了宋代，朝廷实行严格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成了全国官吏的唯一来源，竞争日渐激烈，反作弊也就当做了一件大事。明清两代，这种制度越来越严格，如果再出现温庭筠这样的“枪手”，哪怕仅仅是代一位考生完成了试卷，他也必须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

如果是托人推荐，那么，在清代就变成了惊动朝野的科场案，结果很可能是推荐者、受荐者、被荐者，连同全体考官全部处死，并全家流放，株连九族。

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面对那些实物，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间层层递进的一场智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

考生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

于是，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无能之辈。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考试的考官说不定也有未被査出的作弊历史。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其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査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会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一旦有权，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

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都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甚至还要査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北方无论是春闱还是秋试，都会遇到寒冷的日子，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一切进考场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纷乱的羊群。

这景象在我想来是触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任何考试都应该反作弊，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中国常常会遗忘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一切防范都不应该剥夺所有无辜者的尊严。当人的基本尊严可以被随意糟践时，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

几百年反作弊的夸张行动也给中国文化本身带来一个毛病，那就是特别注意记忆功能。直到现代，很多人被尊为国学大师、学富五车，基本上都是在称奖他们的记忆功能，而不是创造功能。我认为，这完全是出于那些挟带不成的考生对于不必挟带的考生的佩服，居然延续至今，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式。

反作弊的夸张行动，反映出考官和考生之间的极度不信任。在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中，考官也不能不战战兢兢。

例如，公元一五一一年的那次会试，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很小的知识性误差。估计当时考官太欣赏文章的立意和文辞了，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落第考生大哗，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尽了脸面，不敢吱声。

又如，清代有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过两棵槐树之间一口井这样一种普通的景象，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写出文章来容易被人觉得没有学问，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

他写得那么从容，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体猜测到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也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他“用典有据”。这是考生对考官的一次成功逗弄，就像老鼠逗猫一般。

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这种麻烦。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优秀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还是应该相信他确实看到过“闾面”。沉淀了数千年的文史深潭，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都提供可能性，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