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进士（第4/7页）

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华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暗示怀才不遇。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那就是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

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

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理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

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学术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却无法贯串生命。

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得没有支点，圆通得无所作为。

其三，矫情倾向。

科举考试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须割舍亲情牵连，让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投入没有期限的别离和等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考不上。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后来这些人互相间构建起一种价值原则——只有铁石心肠的男子才会被看成胸有大志而被充分赞扬，那就全然走向了矫情和自私。

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考上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

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

这位进士之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其实颇为高贵，因为他把功名、官职全都放到了爱情之下。与他相比，其他很多功名中人反倒虚假了。

六

除了上述三方面人格扭曲外，科举制度还不得不对考生进行一次严重的人格污辱，那就是一整套反作弊的措施。

反作弊是从宋代开始的。在唐代，一切都比较宽松随意，在科举考试的同时托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是常有的事，例如，大诗人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做过这样的事，如果没人推荐，他们很可能被数量不小的其他考生所埋没。在当时，这不算作弊。那种明目张胆的当场作弊，例如，请人代考，在唐代也是被禁止的，但禁止也仅止于禁止，没太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据说就是替别人代考的高手，有一次居然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诗卷，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