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的眼神(第4/5页)

孝宗皇帝信任他,喜欢与他下棋,据说他每下一步棋就在口中念念有词:“将军——海南钱粮减三分。”皇帝以为是民间下棋的口头禅,也跟着念叨,没想到皇帝一念邱濬就立即下跪谢恩——君无戏言,海南赋税也就减免三分。即便这事带点玩闹性质,年迈的大臣为了故乡扑通跪下的情景还是颇为感人的。

邱濬晚年思乡病之严重,在历代官场中是罕见的。七十岁的老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呓语,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销蚀得差不多了,心中只剩下那个温柔宁静的海岛。

邱濬最终死于北京,回海南的只是他的灵柩。他的曾孙叫邱郊,在村子里结识了一个在学问上很用功的朋友,经常来往。这位朋友的名字后来响彻九州:海瑞。

海瑞的行止体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阳刚风骨,甚至身后数百年依然让人害怕,让人赞扬。与邱濬一样,海瑞对家乡也是情深意笃:罢了官,就回家乡安静住着;复了职,到了哪儿都要踏脚南望。海端最后也像邱濬一样死于任上,灵柩回乡抬到琼山县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邱濬和海瑞这两位同村名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幼年丧父,完全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我想这也是他们到老都对故乡有一种深刻依恋的原因,尽管那时他们的母亲早已不在。冲天撼地的阳刚,冥冥中仍然偎依在女性的怀抱。

他们身居高位而客死异乡,使我联想到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写到的那头在“上帝的庙殿”高峰近旁冻僵风干的豹子。海明威问:“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

我相信邱濬、海瑞临死前也曾这样自问。答案还没有找到,他们已经冻僵。

冻僵前的最后一个目光,当然投向远处温热的家乡;但在家乡,又有很多“豹子”愿意向别处出发去寻找一点什么。

正当邱濬和海瑞在官任上苦思家乡的时候,家乡的不少百姓却由于种种原因挥泪远航,向南洋和世界其他地方去谋求生路,从天涯走向更远的天涯。这便形成了明清两代不断增加的琼侨队伍。

海南的风韵,从此在世界各地播扬。

不管走得多远,关键时刻还得回来。一八八七年五月,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回来一位年轻的华侨。他叫宋耀如,专程从美洲赶来看看思念已久的家乡。他每天手摇葵扇在路口大树下乘凉,很客气地与乡亲们聊天,住了一个多星期便离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操办人生大事前特到家乡来默默地请一次安。

他到了上海即与浙江余姚的女子倪桂珍结婚,他们的三个女儿将对中国的一代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宋氏三姊妹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海南人。但是,她们一辈子浪迹四海,谁也没能回去。有一天,宋庆龄女士遇见一位原先并不认识的将军,听说将军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脱口叫一声“哥哥”,将军也就亲热地回叫这位名扬国际的高贵女性“妹妹”。后来,远在台湾的宋美龄女士为重印清朝咸丰八年的《文昌县志》郑重其事地执笔题写了书名。

对她们来说,家乡,竟成了真正难以抵达的天涯。

只能贸然叫一声哥哥,只能怅然写一个书名,而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国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感到,我特别看重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我认为这是海南的灵魂。

你看,不管这座岛的实际年龄是多少,正儿八经把它纳入中华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岛对整个中国的各种贡献中,最大的一项是由一位叫黄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现代,还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姊妹名播远近。使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些女性几乎都产生在乱世,越是乱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总是在乱世,海南岛一次次对整个中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泪涔涔地来了,遇到了家园文明,很快破涕为笑;海瑞、邱濬他们气昂昂地走了,放不下家园文明,终于乐极生悲。

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寻常形态的人间情怀,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本来,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部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过于漫长的历史、过于发达的智谋、过于铺张的激情、过于讲究的排场,使寻常和自然反而变得稀有。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人们就长久地为种种反常的设想激动着、模拟着。怎么成为圣贤?如何做得英豪?什么叫气贯长虹?什么叫名垂青史?什么叫中流砥柱?什么叫平反昭雪?……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题,一直哧哧地冒着烫人的热气,竟然普及于社会、渗透于历史。而事实上,这些命题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实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