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的眼神(第3/5页)

他发现海南岛其实并没有传闻中的所谓毒气,明言“无甚瘴也”。他在流放地凭吊了冼夫人庙,把握住了海南岛的灵魂。由此伸发开去,他对黎族进行了考察,还朝拜了黎族的诞生地黎母山。

苏东坡在海南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他经常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寂寂东坡一病翁,

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

一笑那知是酒红!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因为他与房东已成了好朋友,一定能美滋滋地饱餐一顿。

他还有好几位黎族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

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就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去。

苏东坡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北归,归途中吟了两句诗:

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文化大师如是说,海南岛也对得起中国文化史了。

对海南岛来说,无论“五公”的恨,还是苏东坡的冤,它都不清楚。它只有滋润的风,温暖的水,畅快的笑,洁白的牙齿,忽闪的眼。大陆的人士来了,不管如何伤痕斑斑,先住下,既不先听你申诉,也不陪着你叹息,只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稍稍平静,然后过一段日子试试看。

来了不多久就要回去,挥手欢送;盼不到回去的时日,也尽管安心。回去时已经恢复名誉为你高兴,回去时依然罪名深重也有轻轻慰抚。

初来时是青年是老年在所不计,是独身是全家都可安排。离开时要彻底搬迁为你挎包抬箱,要留下一些后代继续生活,更悉听尊便,椰林下的木屋留着呢。

——这一切,使我想到带有母性美的淳朴村妇。

宋朝的流放把海南搞得如此热闹,海南温和地一笑;宋朝终于气数尽了,流亡将士拥立最后一个皇帝于南海崖山,后又退踞海南岛抗元,海南接纳了他们,又温和地一笑;不久元将收买叛兵完全占领海南,海南也接受了,依然温和地一笑。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间,有一个非常琐碎的历史细节肯定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有一天,一艘北来的航船在海南岛南端的崖州靠岸,船上走下来一名来自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乌泥泾的青年女子。

她抖抖索索,言语不通,唯一能通的也就是那温和的一笑。当地的黎族姊妹回以一笑,没多说什么就把她安顿了下来。

这位青年女子原是个童养媳,为逃离婆家的凌辱躲进了一条船,没想到这条船走得那么远,更没想到她所到达的这个言语不通的黎族地区恰恰是当时中国和世界的纺织圣地。女人学纺织天经地义,她在黎族姊妹的传授下很快也成了纺织高手。

一过三十年,她已五十出头,因思乡心切带着棉纺机具坐船北归。她到松江老家后被人称为黄道婆,因她,一种全新的纺织品驰誉神州大地。四方人士赞美道:“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黄道婆北返时元朝灭宋朝已有十七八年。海南给予中原的,不是旧朝的残梦,不是勃郁的血性,而只是纤纤素手中的缕缕棉纱、柔柔布帛。改朝换代的是非曲直很难争得明白,但不必争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辈都穿过棉衣棉布,都分享过海南岛女性文明的热量。

元代易过,到了明代,海南岛开始培育出土生土长的文化名人。流放者当年在教育事业上的播种终于有了收成。

最著名的自然是邱濬。还在少年时代,这个出生在海南岛琼山下田村的聪明孩子已经吟出一首以五指山为题的诗。让人吃惊的不是少年吟诗,而是这首诗居然把巍巍五指山比作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撑起了中华半壁云天,不仅在云天中摘星、弄云、逗月,而且还要远远地指点中原江山!

果然,后来邱濬科举高中,仕途顺达,官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政绩卓著,官声很好。多年前我在《中国戏剧史》中曾严厉批评过他写的传奇《五伦全备记》,我至今仍不喜欢这个剧本,但当我接触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材料之后,却对他的人品有了更多的尊重。特别是他官做得越大越思念家乡的那番情意,让我十分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