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五绝体系的确立与调整（1162年—1227年）（第4/8页）

黄药师、洪七、欧阳锋和段智兴都受邀参加，另一名受邀请者，铁掌帮的帮主裘千仞则因故缺席比赛。不过武术评论家一般认为，他因为实力较为逊色而不敢与会。比赛进行了七天，据在场的王处一回忆，其过程异常艰辛。最后王重阳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无可争议地以中国武术冠军的身份成为《九阴真经》的拥有者。而其他人也并列亚军，被称为“五绝”（Top Five）。

华山论剑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武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举行在整个已知世界范围内的武术比赛，以此解决重大争议，这也意味着武术世界自身的发展，已经由原始的开放模式走向相对的封闭体系。

可以将此与少林寺之役进行对比，后者聚会的初衷只是少林和丐帮的争端，并非整个武术世界精英之间有组织的峰会，诸如萧峰和慕容复这样被认为是水平相当的武术家，最后却被证明是差别很大的。同样，萧峰也不知道儿童婆婆、李秋水或剑神卓不凡等杰出武术家的存在，即使知道，进行较量也缺乏现实性。但华山论剑却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已知世界的武术大师们能够一较高下，争夺的不仅是现实利益，也是中国甚至世界武术冠军（武功天下第一）的崇高名号。此后的七八个世纪见证了一系列重大的武术比赛，常常都是以类似华山论剑的模式进行的（见附录二）。

当然，华山论剑并非一般性的武术比赛，但如果仅仅将华山论剑的性质视为对《九阴真经》之类武学资源的争夺，仍然失之肤浅。无可否认，参与论剑的武术家都在某种程度上醉心于《九阴真经》的高深理论，但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正如现代世界的军事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著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术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争夺《九阴真经》的目的本质上可以视为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最终获得本书的王重阳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武术大师郭靖后来对此有准确的评论：“他要得到经书，也不是为了要练其中的功夫，却是想救普天下的英雄豪杰，教他们免得互相斫杀，大家不得好死。”119在此意义上，“五绝”们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现存秩序的确认和维护。按照东西南北中等不同方位的名号，昭示了其瓜分势力范围的意义。

同时必须注意到，“五绝”体系也有其时代的鲜明特征：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许多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位。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激进的社会原子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他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滥用权力的大师。120

在“五绝”体系确立后不久，又由于王重阳在1197的突然死亡而导致这一新秩序的第一次危机。这一危机可说是由于五绝体系自身的不平衡性造成的。

“五绝”体系表面上是以王重阳（及全真教）为首，东、西、南、北四位武术大师为辅的五方关系，来自于古老的五行学说。但事实上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之间并非完全平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另一个潜在结构：即全真教‐丐帮‐大理国的“南北”联盟为主导，而对东、西方的黄药师和欧阳锋集团加以遏制。

这一联盟的形成并非偶然。可以看到，全真教、丐帮和大理国的共性在于都有固定的庞大组织，这并非否定其个体主导的性质，但可以表明他们对于维持现状具有共同的强烈需求。相反，东方和西方的两个新兴势力，虽然就黄药师和欧阳锋的个人实力而言不逊色于第一流的武术家，但在主要势力范围已经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也只能居于和他们能力不相称的边缘地位。对于主流体系而言，他们是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和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必须加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