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五绝体系的确立与调整（1162年—1227年）（第2/8页）

在1167年，王重阳离开陕西，前往山东地区传播他的新道教学说，即所谓的“全真道”。他很快有了第一个追随者：宁海州的青年士绅周伯通，周伯通是一个狂热的武术爱好者，他追随王重阳的理由与其说是为了宗教，不如说是被他的武学造诣所吸引。周伯通并未拜师，也从未正式成为道教修士，而是和王重阳以兄弟相称，但他在经济上的大力资助成为王重阳在山东地区收获的第一桶金。很快，王重阳有了第一名正式弟子马钰，不久又有了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马钰的妻子）等六名弟子。他们合称“全真的七位大师（Seven Masters of All‐Truth）”，成为全真教的柱石及此后大半个世纪中中国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

在接下去的近三十年里，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北方传教，宣扬三教合一、性命双修的新颖理论，建立了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三教玉华会等诸多零散的修道组织，这些早期组织不仅研究出世的道教哲学，并且抚慰人心，赈济灾民，很受士绅和民众欢迎。它们形式灵活，关系松散，有利于逃过金廷的注意，在后来逐渐成为统一的全真教团的一部分。116

随着教团组织的发展，全真教逐渐从纯粹的宗教组织发展为北方汉人民众的互助组织，最后兼具有抵抗组织的性质。关于全真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反金性质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无疑全真教在其大部分历史中都和金廷及后来的蒙古政权保持了相对暧昧的关系，否则在其一开始就会被无情剿灭。全真教也从未以自身的名义发动过反金暴动。但全真教大师们在武术世界多以抵抗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偶尔的侠义之举，总被诠释为和女真政权之间不妥协的对抗。毫无疑问，全真教的出现在南宋放弃北伐之后，给了北方汉人民众以新的希望：一种夹杂着出世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期冀。而他们作为中介力量的出现，即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女真统治者的管理也迫使他们做出一些让步，而中国社会就在这种合力中蹒跚而行。

南宋‐金对峙下的武术世界格局

在1190年代，亦即第一届“华山论剑”前夕，在信徒的捐助下，全真教已经在终南山建立了庞大的道教庙宇，并在陕西、河南和山东地区的许多地方建立了稳固据点，在很多方面都盖过了少林。特别是在上述的火工头陀之乱后，全真教无疑已经取代少林，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武术势力。

除了少林和全真教的此消彼长之外，在南宋中期还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首先，丐帮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变化。丐帮是从北宋时代以来硕果仅存的武术家群体之一。尽管这一昔日的庞大帮会在宋金战争中损耗巨大，但其本身的性质就有利于招募和组织流民，大批流亡的人民以乞丐的身份出现，事实上也相差无几，但如果有需要，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很快变成强韧的战士。在南宋初期北方义军的斗争中，丐帮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战争也导致了丐帮性质的重大转变，它由北宋时较为纯粹的乞丐行会，变成了一个汉族的民族主义组织。抵抗运动成为重点，是否行乞在此只有形式上的或次要的意义。战争中，大批并非乞丐的一般武术家和民众投入丐帮，为抵抗运动奉献自己。但当战争告一段落和个人境况改善后，他们就不愿再过传统的乞讨生活。此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具有了显赫的帮会地位，脱离丐帮是不现实的。他们更倾向于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住舒适的别墅娶妻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同时保有丐帮中自己应得的地位。因此，他们号召对丐帮源自乞丐生涯的一些“不体面”的陈旧传统进行革新。

这种倾向很快受到了保守派的抨击。这些人是北宋时期的丐帮的旧势力或其后裔和弟子，在帮会中本来已经有了崇高的地位。为了和蒸蒸日上的新贵们对抗，他们团结在传统的口号下，要求丐帮成员必须衣着污秽，生活艰苦。这与其说是内心的需求，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口号。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是新旧势力的冲突。当然相对而言，出于明显的理由，保守派更受底层帮众的拥护，他们称自己为污衣派，而改革派则自称净衣派。二者很快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17

因此，在12世纪中叶后，丐帮越来越被两派分化的问题所困扰。问题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解，其本质在于丐帮作为乞丐行会和汉族地下抵抗组织两个性质的矛盾在整个异族统治时期都普遍存在。因此，丐帮的繁荣也正意味着其长期衰落的开始。

但无论如何，在12世纪80年代开始的洪七治理期间，丐帮看上去重新走上了兴旺之途。在吴长风和洪七之间的大约八十年的丐帮传承谱系已经失落，我们只知道洪七是第十八代帮主，这意味着其中又经过至少八代的传承，这一过多的帮主序列暗示我们，其中许多位帮主大概都殁于南北宋之交的宋金战争。当洪七继任帮主时，面对的是一个衰落中的庞大帮会，正在被内部污衣派和净衣派旷日持久的争端所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