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华武术世界的形成期（960年—1094年）（第4/10页）

这种帮会组织往往是地域性的，但是宋朝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商品的广泛流通也催生了真正意义上全国性乞丐帮会的出现，即所谓丐帮。87由于宋代的学者‐官僚对于底层社会的漠视，这一当时新兴帮会的具体起源目前难以无从考证。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领袖是第五代的汪剑通，他活跃于11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很显然，如果汪是第五代领袖的话，那么之前四代，即使每一代的统治时期都有二三十年之久，也只能上溯到北宋初期，而事实上代际的变迁或许并没有那么缓慢——在汪剑通之后百年的洪七已经是第十八代了。或许真正全国性的丐帮只是在11世纪初才出现。无论如何，这和之前我们的论断是一致的：丐帮——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江湖世界——的兴起和宋代商业社会的形成有着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在丐帮流传的武术中，以“打狗棒法”（Dog‐Beating Stick Techniques）和“降龙十八掌”（18 Subduing‐Dragon Palms）最为著名，这二者都有浓厚的象征意义。“打狗棒法”是使用木棒对敌人和野兽进行打击，再明显不过地代表了丐帮的社会底层属性，反映出底层帮众和狼狗厮杀的经验，而“降龙十八掌”与之不同：它拥有高贵的起源，来自于古老而晦涩的《易经》经文，是地位尊崇的中国古典文明的产物。显然是中国文化精英的创造。由此表明了丐帮的双重属性：既是代表底层的民众和社会上层相对立，也是代表汉族文明和异族的威胁相对立。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时段上，这一双重特性贯穿了丐帮从宋朝到清朝的整个历史。

尽管丐帮的出现和发展对于政府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协调和管理数目庞大的乞丐，不让他们变成作奸犯科，甚至犯上作乱的盗匪，也有利于维持帝国统治，政府实际上也是受益者。因此总体而言，官方采取了默认和态度，在各大城市，允许“团头”的半合法存在。但是，全国丐帮帮主和长老这样的高位不受政府的约束，并不和官方发生正面接触，对于宋帝国来说，仍然是可疑的危险分子。

但在上述的民族主义危机面前，丐帮和政府的潜在对立关系变得次要，更重要的是双方作为岌岌可危的汉族政权的上层和底层，必须共同面对异族的敌人。在宋朝和契丹以及西夏的战争中，丐帮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查良镛博士所说：

丐帮一直暗助大宋抗御外敌，保国护民，然为了不令敌人注目，以致全力来攻打丐帮，各种谋干不论成败，都是做过便算，决不外泄，是以外间多不知情，即令本帮之中，也是尽量守秘。88

查良镛博士认识到了丐帮和政府的秘密合作关系，但对此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至少只是片面的。没有说出的隐含原因或许是更令人惊讶的：因为丐帮的成就被归为宋朝政府的军事胜利，使得政府获得合法性，将领和官员们也从中获利，以这种惨烈的方式，丐帮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也向宋朝政府表明自己并无威胁，获得了在法律边缘的存在和政府的不加干涉。当然对于丐帮的武术家来说，这种对国家表示忠诚的方式也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荣耀，有利于他们在帮会和整个武术世界中提高和巩固自身的地位。这和12世纪初梁山系统的武术家在获得合法身份后投入和明教及契丹的战争如出一辙。事实上，丐帮和宋朝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宋朝末期，在13世纪和蒙古帝国的长期战争中，丐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两任帮主都死于襄阳战役。

而在少林与丐帮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竞争，但有合作的关系。少林向丐帮提供武术人才（譬如第六代帮主，著名的乔峰就曾是少林的学员），而丐帮则担任少林的外围警戒（譬如丐帮所积极参与的雁门关事件即是为了保卫少林寺），少林被尊为武术世界的精神领袖，而丐帮则负责实际的运作。少林不至于被架空，而丐帮也不会过分膨胀。这种既互补又制衡的关系令双方乃至整个武术世界都能从中获益。这也是和14世纪之后的少林‐武当关系的不同之处。

除少林和丐帮外，武术世界的正统势力还包括一系列中小门派、帮会、山寨、寺院及武术家族。如上面提到的蓬莱派、青城派，此外还有清凉寺、聚贤庄园以及慕容家族等等。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公认上述二者的正统地位，同时也被承认为是正统的中国武术传承者。

在这些围绕着武术世界轴心运转的旁支势力中，最特殊的是云南的段氏家族，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延续了三个世纪的国家——大理国（937年—1254年）。

和契丹相似，大理国的建立同样是在唐朝覆灭和宋朝兴起之间的半个世纪，缔造者是段思平（893年‐944年），他是一名原南诏官员，但在南诏的一连串政变中获得了权力，成为皇帝。这一段姓家族可能源出汉族的段氏，也可能是当地的白族土著冒认祖先以增加自己的声望。89无论如何，在中国的衰落和内战时期，大批汉人南下流落到南诏地区，参与了当地政权，是可以肯定的事实，而段氏家族也从中学到了高深的武术，此后以“一阳指”和“六脉神剑”获得了极大的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