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华武术世界的形成期（960年—1094年）（第3/10页）

这一时代精神（Zeitgeist）也在当时的武术世界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中国武术被认为是和古老的中国文明一同衍生的伟大传统，是中国人祖先赐予后代的宝贵遗产，它体现了炎帝和黄帝后裔不仅在文化和道德上，而且在身体能力上的优越地位，外国人没有资格学习和觊觎。正是这种武术正统主义（martial orthodox）的迫切需求使得在11世纪初期——在蓬莱派和青城派短暂的争霸之后——武术世界第一个正统体系得以诞生，亦即以少林和丐帮为二元互补轴心的正统主义联盟。下面我们将分别探讨这二者。

少林寺自从达摩时代以来，就成为中国武术传统的伟大象征。在唐以后的诸世纪中，少林僧侣在粗陋的达摩武术基础上，通过神秘主义的禅宗神学，发展出了以《易筋经》和《洗髓经》为核心，以“七十二种独特武技”为主体的、繁复而精密的武术体系，在任何时期均拥有一支超过其他派系的庞大武术家队伍。在混乱的“五个朝代和十个王国”时期，少林寺为了保全自身，比以往更加强化了武术训练的地位，它拥有一支强大的僧兵作为自卫的武装力量。在947年契丹攻陷开封后，其先锋部队曾进入少室山进行“打草谷”的劫掠活动，被少林寺的僧人剿灭，令契丹人认识到了中国武术的强大，迫使太宗耶律德光决定退回北方。不久，耶律德光在栾城突然死去，据说就是被少林的重要武僧“十三绝神僧”所刺杀。

而宋朝人更为熟知但又讳莫如深的，是少林寺和开国皇帝赵匡胤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民间传说中，赵匡胤在少林寺学习武术，并创建了著名的拳法“太祖长拳”。83这一说法并无确凿依据，但至少这套拳法来自他本人在军旅生涯中对少林拳术的改良，被公认为属于少林武术的支脉。84但在赵匡胤登上帝位后，这些并不体面的历史渊源无人敢于在公开场合提及。无论如何，这些真假难辨的说法进一步神化了少林寺的地位，让它在新兴的江湖世界中处于无可动摇的核心地位。而在江湖网络形成后，少林寺的武术——至少其中较为通俗的部分——通过一代代学徒进入江湖网络而被传播到中国各地，许多支系门派应运而生，他们也或真或假地奉少林寺为自己的祖源。这使得少林寺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武术世界的核心。

虽然少林寺处于武术世界的核心，但也有自身显而易见的弱点。作为一所佛教禅宗思想主导的武术学院，它缺乏全国性的组织（仅在福建莆田有一所管理独立的分校），不参与实际的军事作战，也不公开谋求政治权力。它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甚至不超出嵩山地区，这使得它更多地处于精神领袖的地位，而难以直接出面凝聚武术世界的主流势力投入反异族斗争，但丐帮的诞生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

丐帮，正如我们在上章所提到的，虽然可以上溯到唐末的流民战争时期，但真正形成稳定的组织是在北宋初期。乞丐的存在是跨文化的普遍现象，但乞丐帮会则依赖于一系列具体社会条件才可能出现：首先，需要有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进入城市；其次，它只能存在于一个贵族等级结构解体，政治权力控制松散的平民社会，否则大量乞丐很容易沦为私人的部曲或奴隶；再次，这个社会要相对比较富裕，以至于可以供养一个庞大的行乞阶层，当然也不可能太富裕，否则乞丐也就不复存在。

宋代完全符合这些条件，事实上也是第一个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中国王朝。中古士族社会的崩溃和平民社会的形成为江湖世界的出现提供了平台；工商业的繁盛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其上层成为官员和商人，中层成为工人和仆役，下层则沦为乞丐。虽然他们已经失去土地，但却惊喜地发现在大城市中行乞也胜过在家乡进行辛劳而收获微薄的耕种。

在此需要稍微提及城市结构的变迁。在宋以前的社会，主要城市是由戒备森严的里坊结构组成，一座城市由若干不大的里坊组成，每一个里坊是由高墙围城成的方块，内部有街道和居民，在街道中心有警戒塔楼，每天击鼓实行宵禁。不用说，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下，即使有个别乞丐的存在，也难以形成庞大的帮会势力。在宋代初期，统治者试图照搬之前的城市方案，但很快在新兴的商业化浪潮前崩溃，坊墙被拆除，如今天城市一样的沿街开设店铺成为常态。85最终形成了人们在《清明上河图》所见到的城市景象，这种新的城市结构也成为丐帮等城市帮会兴起的依托。

乞丐帮会本身在理想上是乞丐的互助组织，一个孤立的乞丐是社会的最底层，可以被他人随意欺凌。但如果加入帮会，则会得到来自其他乞丐的庇护，但需要从行乞收入中缴纳一定的比例给帮会组织，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无法行乞或濒临冻死时，帮会也会提供一定的衣食。每个城市中的乞丐头目，俗称为“团头”，倚赖其他乞丐的供养，有一定的资金和田产，生活条件较一般乞丐为优裕。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