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8—10世纪的宗教与武术家（700年—960年）

八世纪的佛教、道教及诸宗教

佛教与道教绵延数个世纪的斗争，在武曌的时代后，终于告一段落。作为劳西乌斯的后裔，李氏诸帝再一次恢复了道教的至高地位。不过，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也同样是弥勒佛化身的武曌皇帝的子孙。武曌死后，仍然被作为一位伟大的皇后隆重地和先夫合葬。正如上章所阐述的，中宗对于佛教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但耐人寻味的是，禅宗的传承系统在玄宗李隆基（713年—756年在位）统治初期被动摇了，慧能的传人，所谓南宗的神会向北宗的神秀传人挑战，并宣称自己才是达摩的真正继承者。李唐帝国明确倒向了神会一边，从而给予了神秀系统致命的一击。慧能的学说成为最流行的佛教哲学，慧能以主张“顿悟成佛”为名，事实上否定了达摩学说中通过长期静坐而集中精神的禅定主义。这一点对于佛学本身或许只是学术性的争论，但对于佛教武学却有毁灭性的影响。至少佛教武术家长期进行内力修习的宗教合法性基础被取消了。

南宗禅学的盛行使得少林寺在佛教中成功地被边缘化，并在之后几百年中一直保持沉寂。有理由认为，这一点和帝国政府的授意不无关系。神会和官方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756年发生的内战中曾经积极筹募军费。在神会于760年死后，他被官方加封为禅宗的第七代祖师。此后南宗取代了北宗的地位，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

另一方面，道教也正在发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在道教运动初期盛行的粗糙的信仰模式和朴素的修炼方法，正在被日益精密的形而上学理论所改造。这一点无疑受到大乘佛教的影响。成玄英、蔡子晃、黄玄颐等道教理论家，逐渐将反思和冥想的佛教禅定方法应用道教的宗教实践上，他们被称为重玄主义者（meta‐metaphysicians），投身于双重超越（tran‐transcendentalism）的事业中，既是对世间生活的超越，也是对彼岸世界的超越。第一重超越克服了世俗生活的诱惑，而使学者进入到对自我身体和心灵深层结构的把握中，第二重超越克服了对于神道信仰和成为先人的目标的执着，而趋向一个更为纯粹的结构。亦即为超越自我而超越自我。这一点和禅宗的反信仰主义一起，共同导致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武学，或者更广义地说，把握人类心灵和身体之学术，从宗教母体上脱落，在破除一切外在膜拜的心灵自省中，和武术修习结合起来。

一部佚名的重要作品《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时代特征。这部作品只有几百个单词，全文如下：

人能清静，天下贵之。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内观于心，心无其心；外观于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三者莫得，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既无其无，无无亦无。湛然常寂，寂无其寂。无寂寂无，俱了无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静矣。心既自静，神即无扰。神既无扰，常清静矣。既常清静，及会其道，与真道会，名为得道。虽云得道，实无所得。

人们或许会怀疑，这些晦涩的宗教语言与武术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但是通向艰深的人体科学的唯一路径，就是对人类身体的精确掌控，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首先达到对人类心灵之躁动的驱除。宗教家们发现，人类可以用意志来驱除这些躁动：欲望、情绪、杂念等等。但是这样必须付出让意志掌控一切的代价，正如一个响亮的声音驱散了其他一切噪音，但却使得真正的安宁变得更加不可能。为此，必须进行第二重的超越运动，亦即从意志的控制中超越出来。让心灵和身体抒发自身。而佛教和道教的反意志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关键条件。当修习者投入到“清静”的境界中，即连意志也沉寂的时候，庄周所描述的天籁之音就能够被听到，修习者可以感受到“元气”在人体的十二经脉内永恒不息的循环运动，令人心醉神迷。

除了在哲学和人体科学上突飞猛进的佛教和道教外，公元8世纪中国的宗教舞台上还有一些较为次要，却绝不能忽视的其他成员。譬如基督宗教的聂思脱利派在李世民的时代渗透到了远东，并进入了中国本部和蒙古高原，最后到达朝鲜半岛。一些史学家甚至提出他们可能到达过日本。他们在中国被称为景教，即“光明之宗教”。武曌曾热心地扶植这一宗教，尽管她本人可能从来没分清楚景教和佛教的区别。无论如何，到了8世纪初，已经有大批基督宗教的教堂和修道院矗立在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带，并吸引了许多从贵族到平民的信徒。著名的郭子仪将军据说就是一个景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