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中华帝国的形成与武术世界的军事起源（上古—公元前100年）（第2/9页）

在推翻了商王朝后，姬发和他的后裔们自称为“天的儿子（The Son of Heaven）”，将统治的合法性归结于天帝的眷顾。他们建立了比商统治地域更加广袤的西周王朝。接下去的几个世纪见证了一种与氏族宗法关系结合的复杂礼仪制度和文化体系的迅猛发展，在许多重要意义上这一时代都为后来中国文明奠定了基础，常常被后世认为是完美无缺的黄金时代。

西周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由于其技术水平的限制，周的统治者并没有采用后来的官僚流动制度进行行政治理，而是将在其控制下的土地划分为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封地，由周的王室成员、贵族以及当地首领统治，在相当程度上允许其自治，但要求其对周王进贡和提供军队，这类似于欧洲中古的封建采邑制度。对于专制王权的统治而言，这种封建主义显然存在着潜在的弊端：随着时代的变迁，笼罩在周王头上的“天的儿子”的光环会逐渐暗淡，掌握了自治权的地方封臣会谋求更大限度的权力和威严，统治权的分散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虽然经常被描述为牧歌式的黄金时代，但周王朝自建立后仍然一刻不停地进行着高强度的战争。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得知，周一方面在扬子江与淮河流域征讨当地的野蛮民族，另一方面则为了守卫渭河流域而和西北的游牧民交战。因此在近三个世纪中，中国的战争艺术仍在继续演化，军事训练也成为贵族教育的一部分。

王室享有至高权威的西周时代结束于公元前771年的一次西北游牧民族入侵，周王朝的首都镐京被野蛮人夷为平地。古代历史学家们将这一事件归咎王上被邪恶的妃子所迷惑，将帝国的烽火预警体制当成取悦宠妃游戏，从而导致了防御体系的瘫痪。17但撇开周王宫廷中的问题不论，西周崩溃主要的原因仍在于被称为“猃狁”或“犬戎”的西北游牧民族长期的压力。18镐京的沦陷是华夏国家的都城第一次被北方蛮族所摧毁，类似的事件还将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南方农业地区的定居民族和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斗争自此之后从未停止过，可以说，这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古代历史运动的主旋律，主宰王朝的兴亡和文明的盛衰。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斗争也塑造了中国武术世界的基本特质。

在公元前770年，周王朝在东部的洛阳地区得到了重建，但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荣光。黄金时代一去而不复返，一系列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随之而兴起，试图掌握王室衰落后的权力真空。此后数个世纪，在数百个诸侯国间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兼并战争，直到只剩下最大的几个国家，越国与吴国的兼并战争正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被诗意地称为“春与秋（Spring and Autumn）”，19它是军事活动高速进化和转型的时期。越国的女士就出现在这一时代的末期。她的出现意味着武术从其军事的母体中分离出来，雏形的武术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作战方式的变化是武术开始涌现的催化剂。在“春与秋”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主要作战方式仍然是以马拉战车的冲击为主。但在其后期步兵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了，特别在扬子江流域，亦即吴国和越国所在的地区，由于众多的丘陵、河流与湿地存在，车兵的运用大受限制，较灵活的步兵更受青睐。步兵作战更为强调个人独立的格斗能力，成为孕育武术家的温床。为了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此时的佩剑进一步普及并且逐渐加长。出现了欧冶子等著名铸剑工匠，吴国和越国也制造了当时工艺最精良的青铜剑，但要训练士兵熟练掌握这种新兵器并不容易，其中的许多动作技巧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难以让士兵自己摸索。学会了运用剑并发展出新技巧的武术家对常人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当这些技巧在军队中被普及后，甚至可以左右战争的结果，正如我们在越国女士的例子中所看到的。

比越国的女士更早一些出现的是被称为“刺客（assassins）”的职业杀手。第一位有记载的“刺客”，亦即第一个脱离军事的武术家，叫作曹沫。他是一个善于格斗的士兵，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鲁国，其格斗才能被鲁国大公所赞赏，从而被拔擢成为将军。在与齐国的战争中，鲁国被迫投降并割让大片土地。在签订和约的会议现场，曹用一把匕首在各国首脑面前劫持了齐国的统治者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迫使他放弃对鲁国领土的要求。当桓公被迫在口头答应他的要求后，他平静地扔掉匕首并走下台阶。愤怒的桓公想要立刻撕毁口头承诺，但他的丞相管仲却看出曹沫具有再度冲破卫士的保护圈且杀死桓公本人的实力，最终劝说他正式同鲁国签订了条件温和的协议。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