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其人与《红与黑》（第4/6页）

1821年，司汤达被奥匈帝国警察当局逐出米兰，理由是他和某些意大利爱国者有联系。随后他来到巴黎，在往后九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住在那里。这期间，他又谈过一两次乏味的恋爱。他习惯在一些清谈家举办的沙龙里消磨时光，不再笨嘴笨舌，尤其是在十来个人聚到一起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变得机敏又刻薄，正如许多健谈者那样，喜欢垄断谈话，喜欢发号施令，喜欢不加掩饰地蔑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他常常放肆地说些淫秽不堪的话，只为哗众取宠。很多看不惯他的人说，为了取悦和刺激听众，他只会滥用幽默。紧接着发生了1830年革命，查理十世流亡国外，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在差不多花光父亲给他留下的微薄财产后，司汤达重拾最初的理想，立志做一个伟大的作家，然而他为文学付出的努力既没有带给他钱财，也没有带给他名声。他的《论爱》一书早在1822年便已出版，可在随后的十一年里只卖掉十七本。他曾经想到政府部门谋个职位，最终还是没能如愿。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他被派遣到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当领事，由于他同情自由派，奥匈帝国拒绝接受他的领事任命。于是，他只好被转派到教皇治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城当领事。

由于领事工作很轻松，司汤达经常会外出短途旅行。孤身一人在奇维塔韦基亚城，他觉得甚是厌烦。对于旅行，他向来不知疲倦，也正因为旅行，他得以在罗马结识了不少好朋友。51岁那年，司汤达向一个年轻姑娘求婚。她的母亲是他的洗衣妇，父亲是受雇于领事馆的一名圣芳济派的修道士。即便如此，他的求婚仍然被拒绝了，这使他感到无比屈辱。1836年，他说服外交大臣找人暂代他的领事职务，自己去巴黎任职三年。那时候他已是一个肥胖的老人，红脸，留着一把染了色的大胡子，他的头发脱光了，不得不戴一顶紫褐色的假发来掩饰秃顶。他的衣着仍然像他年轻时一样时髦，只是他的外套和裤子式样总会引人议论纷纷，这常常使他感到难堪。他还会到处求爱，但几乎都遭到拒绝；他还会去参加宴会，滔滔不绝地说话。最后，他被外交部责成返回奇维塔韦基亚城续职，两年后，他在那里中风了。在身体痊愈后，他又要求休假，去日内瓦求教一位著名医生。从日内瓦出发，他又去了巴黎，过着以前那样的生活。1842年3月，司汤达在出席外交大臣的一个大型官方宴会后，于夜里散步返回住所，在林荫道上再次中风，并在被送回住所后的第二天离开人世。

我谈到的这些关于司汤达的事实毫无掩饰成分。只要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司汤达的一生可以说动荡不安，其人生经验比其他许多作家都要丰富。确实，司汤达生活在一段个人和社会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自己个性所容的范围内，他获取了广泛的人性知识。但是，在观察同时代的人与事时，观察者目光再敏锐，也难免受自身个性的限制，司汤达必然也有许多局限。当然，他有着自己的优点：机敏而感性，个性稍显怯懦，但极具天资，勤奋，具有卓越的创造力，也善于与人相处。然而他也有着明显的性格缺陷：抱有荒谬的偏见，而且总是眼高手低；他多疑（也因此容易受骗），狭隘，苛刻，不谨慎，极度自负，又有极强的虚荣心；他沉迷肉欲且品味粗俗，行为放荡却又缺乏激情。这些我们所知道的缺陷，都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司汤达算不上职业作家，甚至不是一个文人，可他从不停止写作，并且几乎都是在写他自己。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生活片断，而且他写日记并非为了出版。他在50多岁时写了一部五百页的自传，只写到他的17岁时就停止了。尽管到他去世时这部自传仍未定稿，他却是准备出版它的。他在书中编造了一些事情以美化自己，不过整体来讲，他还是诚实的。他写了许多细节，甚至有不少地方一再重复，显得冗长、沉闷而难以阅读，但我认为读过这部自传的每一位读者都应该扪心自问：如果像他这样诚实地暴露自己，我们能写得比他好吗？

只有两家巴黎的报纸对司汤达去世的消息做了报道，看起来，他很快就要被公众彻底遗忘。在他生前的两个老朋友的努力下，一家大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若非如此，司汤达可能就真被人遗忘了。然而，尽管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圣·伯甫专门为司汤达写了两篇评论，公众仍然对他保持冷淡。等他的作品受到广泛阅读，是下一代人的时候了。司汤达从未怀疑自己的作品不会流芳百世，但按照他的预计，要到1880年甚至1890年它们才会得到应有的评价。很多遭受同时代人忽视的作家都会这样自我安慰，说后人会承认他们的成就。遗憾的是，这种事极为罕见。后人实在粗心大意，也实在过于忙碌，他们只会着眼于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作品，无暇关心过去被埋没的文学。因此，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作家，在死后被人发现的可能性极其渺茫。司汤达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归功于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没有什么名气，以至于他的很多情形已不可考，人们只知道他曾经在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大加赞赏司汤达的作品。更为幸运的是，学生中间有一些日后出了名的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在教授的推荐下阅读了司汤达的作品。在发现作品中有许多和自己这一代年轻人不谋而合的想法后，他们很快成为司汤达的狂热追随者。希普里特·泰纳是这些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多年以后，他成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写过一篇盛赞司汤达的文章，称司汤达为从古至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撰写大量评论、研究司汤达的文章，直到今天，他已被普遍认为是19世纪法国三大小说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