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其人与《红与黑》

在我看来，要想在有一定限制的篇幅里，准确而恰当地描述亨利·贝尔（其笔名为司汤达）的一生，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他的一生太过复杂，要讲述清楚至少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想要准确理解他本人，还必须深入探究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好在这样的书已经有人写过了。那些《红与黑》的读者，如果对司汤达本人感兴趣，想知道我在这有限篇幅里所能讲述之外的更多作者的情况，不如读一读马修·约瑟夫森先生最近出版的一本文笔生动、材料翔实的传记——《司汤达：对幸福的追求》。在这里，我只需稍微介绍一点司汤达的生平就可以了。

1783年，司汤达出生在格勒诺布尔，他的父亲是一名经纪人，颇有地位和财产，母亲是当地一位名医的女儿。在他7岁那年，母亲便去世了。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内万特也被送上断头台。

司汤达对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有过详细的描述，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了解，因为他持续一生的一些偏见正是在那一时期逐渐形成的。在深爱的母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怀着情人般的爱去爱她的——去世后，他就由自己的父亲和姨妈抚养。他的父亲严厉且拘谨，姨妈则既严厉又虔诚，他很讨厌他们。他们属于中产阶级，一心想成为贵族，但大革命使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司汤达说过自己拥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但仅从他自己描述的情形来看，好像并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事情。他聪明，好辩，很难接受管教。在格勒诺布尔实行恐怖统治时，司汤达的父亲被列入可疑分子名单，他把这归咎于一个与他生意有竞争的名叫亚马的律师。“但是，”他聪明的儿子却说，“不论你被列入反对共和国的可疑分子名单是出于何种原因，你确实是反对共和国的。”这的确是实话，却很难让人高兴起来，更何况是一个有着掉脑袋危险的中年人从自己的独生子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司汤达指责自己的父亲吝啬、小气，可每次他有需要，总能从父亲手里弄到钱。同时，对于父亲禁止自己读的一些书，他也总有办法读到。这大概是书籍产生以来，许多孩子都曾遇到过的事。最惹他抱怨的是父亲不允许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但考虑到他有两个姐姐，并且还有其他一起听课的男孩（他们都是同一个耶稣会教师的学生），他的童年应该没有自己所说的那样孤独。实际情况是，他的童年生活和当时许多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也像那些孩子一样，把一般的家庭约束看作专制，一旦有人逼他去读书，或者不允许他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就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寻常的虐待。

虽然经历了相似的童年，司汤达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成年后往往会忘记自己曾受到管制，他却直到53岁还对此耿耿于怀。因为憎恨那位耶稣会教师，他变成了一个激烈的反教权主义者，并且到死都不愿意相信教会中会存在真诚的人。由于自己的父亲和姨妈都是忠实的保皇派，他就热烈地拥护共和派。然而，在他11岁那年，有一天他从家里溜出去参加一个革命者的集会，却意外地备感震撼。他看到无产者不仅破衣烂衫、浑身臭气，而且品行粗俗、满嘴脏话。“总之，我一直以来都这样想，”他后来写道，“我热爱人民，憎恶压迫他们的人，我却万万不能和他们一起生活，那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我过去——现在也依然——有着贵族倾向；我可以为了人民的幸福去做任何事情，但我不得不承认，要我和这些店主一起生活，我还是宁愿每月蹲两个星期的监狱。”司汤达的这番话很有趣，让人想起那些容易在豪华客厅里遇见的、面容光鲜的年轻叛逆者。

司汤达16岁时第一次去巴黎。经父亲介绍，他到了亲戚达鲁先生那里。达鲁先生有两个儿子在国防部任职，长子皮埃尔掌管着一个司，不久他的表弟司汤达便成了他的秘书。在拿破仑向意大利发动第二次战争时，达鲁兄弟随军去了意大利，不久后，司汤达也赶到米兰和他们会合。在秘书处工作了几个月后，皮埃尔派他去一个龙骑兵团。然而，司汤达早已爱上了米兰的快活生活，他并不想去骑兵团就职。于是，趁着皮埃尔外出时，他巴结了一个名叫米歇尔的将军，并成了他的副官。皮埃尔回来后，命令他到那个团里去，司汤达拖延了六个月，找尽了各种借口，等到不得不动身时，发现自己还是对那里厌恶至极，便索性以身体有病为借口放弃了那个职位。司汤达其实并没有去过战场，但这并不妨碍后来他在各种公开场合中吹嘘自己在战场上的英勇善战。1804年，为了获得某个职位，他还曾写了一份证明书（由米歇尔将军签字），以此证明他确实在历次战斗中立下过赫赫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