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比谁活得更长……（第3/4页）

说起来我们班第一个生孩子的是上海的老姚，我们都还在寻找进入社会的感觉，他的女儿就呱呱坠地了——他给女儿取名姚万枝——因为，万枝妈怀孕期间，万枝爸吸了有一万枝香烟。老姚叫姚献民，笔名郁文，也写诗，他把自己看成这帮诗人的领袖。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北京突然下起了雪。这场雪来得那样突然，人们简直一点准备都没有，雪片儿就急切地洒下来，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银白的世界。雪下得无声无息，直到睡觉前还不停，我们都怀着莫名的激动入睡了，等着次日早晨看雪景。十一月一日晨，等我们拉开窗帘，那场雪已经无影无踪，消失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样凄绝，那样不真实——也许清晨气温只升了一点点，那么厚的雪就全化了。在去上课的路上，我们都若有所失，上课的时候恍恍惚惚，后来，我们系那几个写诗的男生几乎每人都写了一首诗，题目都叫《第一场雪》。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大学毕业，留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根据国家教委的政策，先得到基层锻炼一年。我们系去的是北京青云仪器厂二分厂，地点离北大很近，就在双榆树青年公寓对面。我和武汉大学中文系考来的范智红被分在钳工班，分别跟着两台冲床捡零件。冲床永远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说话得扯着嗓门使劲喊。钳工班有六七个人，几乎个个都是结巴——据说与冲床的声音有关。在我那台冲床上操作的是一个长得相当帅气的小伙子，叫贾精兵，一笑一口白牙，长得像今天的张德培。他见我担心耳朵被震出毛病，就把他发的耳罩给我用，这下我更听不见他讲话了。

小贾只有初中毕业，没什么好炫耀，他最爱说的就是带我免费逛动物园，说是他爸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他从小在动物园里混，从来不买票，人熟路熟。

还有就是穿西装的事：“小，小杜，你，你别看我现在这样油渍麻花的，等星期六，一洗澡，头，头发一吹，换上我的西装，走在马路上，你保准认，认不出我来。”

离开工厂后，有一天我坐332路汽车，在魏公村附近，见一西装革履男士飞车而过——我一眼就认出那就是北京青云仪器厂二分厂钳工班的贾精兵。

一九九二年春，我们研究生面临毕业分配，有个叫张虹生的男生找工作不顺心，在回北大的路上，骑自行车冲进了北京动物园，被管理人员连人带车扣下，后来，放了人，不放车。张虹生想起小贾的话——我还以为他只想带我一个人逛动物园呢，敢情全都许诺——就跑去给他打了个电话。小贾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说：这事儿包在哥们儿身上了。张虹生在自己待过一年的车间里等小贾下班后（上班时间不准外出），两人一起七拐八拐进到动物园。小贾冲烟摊一抬下巴：你去买包烟。到了管理处，小贾一哈腰，说：X伯，我是贾XX的小三儿，我的哥们儿……张虹生及时地递上了希尔顿，那X伯一挥手：车在那边，推去吧。

我听张虹生讲了此事，原来当年小贾不是吹牛，还真能不花钱进动物园，他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想入非非是有根据的——他至少比北大研究生有能耐。

在工厂期间，我们大学的同学游进死了。游进是四川人，毕业后分配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一九八九年年底，他也得下基层，临行前和几个好友在成都一家餐馆喝酒话别，遇上坏人调戏女服务员，游进上前制止，被捅了一刀，还没送到医院就断了气。他淳厚，风趣，笑起来朗朗有声。仿佛前不久他还在班里的新年晚会上演小品，笑倒一大片，毕业还不到半年他就没了。后来他被追认为四川省新闻工作标兵。

一九九二年秋天，我们班的又一个男生，写诗的戈麦失踪了。后发现他自沉万泉河中。戈麦内向寡言，我几乎记不起作为同班同学和他有什么交往，只记得大学毕业后一次班级聚会上，他说我嗓音听不出性别。他生前的好友西渡将他的诗作整理出来，交漓江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我们系八七级的女生张谦。诗集叫《彗星》，象征着他天才而短暂的一生。这时，我才好好读了他的诗，被他诗中的光芒所折服。书的后头有西渡、臧棣、桑克、徐江等怀念戈麦的文章，读后我才知道戈麦在孤独中写作的情况。

一九九三年春，我去南方出差，刚巧西渡回浙江探亲，便结伴而行。西渡给我看了戈麦的三篇小说遗作：《地铁车站》、《猛犸》、《游戏》，我读后大为折服。到南京后，我们设法找到王干，希望能交《钟山》发表。后来，《地铁车站》发在《钟山》一九九四年第五期，后面两个王干送到《山花》上，好像是一九九四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