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忆前身（第3/3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胡先生《论张爱玲》已写道：“正如鲁迅说的，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有人会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胡先生道：“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灭，却是不会走向腐败。”

我回想胡先生平日聊起，总说，张爱玲是叛逆的。还有是说，张爱玲倔强，性子硬。但又说张爱玲谦逊，柔和。

五

读张爱玲长大的我们，结果，她可能成了我们头上的乌云，遮得地上只长弱草。什么时候，她已成为我想要叛逃的对象。

首次我感觉到压力，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当时我们在念大学，那个年纪能写什么，无非青春无谓的烦恼，白日梦，爱情，以及自己以为的人情世故，小好小坏。这些，虽不至到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地步，亦相去不远矣。学校里建筑系那些男生，背着相机上山下乡拍回来的强悍黑白照，配上文字报道，帅啊，太时髦了。

这压力的具体化身，最高标的一位就是陈映真。一度，他甚至是我们的道德压力。

后来办三三，我们都说要做“士”，要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学问，切莫以文人终身，遑论小说家不过一艺而已。

今年五月，我先后收到两件文献影本，系一九九一年我们整理出版《胡兰成全集》时遍寻不着的，如获至宝。一件是胡先生的社论结集，《战难和亦不易》，写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十二月，共一百零五篇，前半在香港南华日报，后半在上海中华日报，一九四零年一月中华日报出版。另一件是《苦竹》杂志，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月，一九四五年三月，总共三期，刊有张爱玲的《谈音乐》、《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炎樱的《死歌》、《生命的颜色》，以及无数篇胡先生的化名撰述，典型一本同仁杂志。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三三集刊》乃《苦竹》还魂也，胡先生七十岁了，他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胡先生的难以分类，到现在还是身份未明，找不到他该放的位置。文学评论勉强把他归入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抒情一脉。我跟天心私下说，胡先生晚年在做的大架构，大论述，明明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的中文版。而胡先生的亡命生涯，其自觉自省处又像本雅明，知识分子部分则似萨依德。这番姐妹间的悄悄话，公开一说，各位看，岂不正好坐实了胡先生的大而无当。

横竖大而无当归不了档，把我们养野了，如《心经》里写的青藤，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谁想越过去了不是寻常院落，是在八层楼阳台上悬空目眩。我们亦小说写写中，就忍不往越过小说的围墙朝外眺。专事文学，倒像嵇康《琴赋》云，“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老望着文学以外远远的事。

这个，胡先生去世二十年了，也许是他留下给我们的最大资产，无或稍减，与日俱增。

张爱玲呢？叛逃张爱玲。

就像挂出来的牌子告示人，施工中，营业中，清洁中，我想目前我是，叛逃中。

朱天文（1956—），原籍山东临沂，生于台北。1978年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创办《三三杂志》、《三三书坛》。小说有《淡江记》《小毕的故事》《炎夏之都》等。剧本《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冬冬的暑假》《童年往事》《恋恋风尘》《尼罗河女儿》《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