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花

于君

最后见到海野是在五月的一个雨夜。

昏黄的灯影里，记得海野不常穿的一袭藏蓝粗布和服，似被雨濡湿了。

那个五月没有过完，在山手线电车被弃废的报纸上，海野化作了一小块黑白的东京新闻——银座某俱乐部里，有一“牙库匝”朝他头颅开了一枪。

海野也是“牙库匝”，是黑社会的人。东京人说起他们时，会把声音压成神秘，并在自己脸颊上拿食指比划出一刀恐怖。

但“牙库匝”的海野是我短暂异国人生里的一次相遇。

我时常会断断续续地想起海野。

但我说不清楚，想他时何以没有悲伤，甚至没有日本人每每挂在唇边，确确也是人之常情的对已逝之人的怀念。只是，有过那样的一些片刻，比如在吞吐人流的电车站口，蓦地瞥见一个不撑伞而湿液捷的背影，又比如当一片又一片的灰色风衣和手拎公文包拥挤了东京的黄昏，在那样的一些片刻，我眼前就会一下子浮起来海野嘴角的冷漠和讥讽。接踵而来的，是一种成年人偶然迷路时的心境，有点紊乱，有点绝望。

做了“牙库匝”的海野，是因为厌恶这个世界而被放逐？还是由于遭放逐从而厌恶起这个世界？

我说不清楚。一如我说不清楚与他忘年之交究竟忘年了多少岁，除做“牙库匝”之外，他还在做什么。和海野的交往，似也被放逐在人与人的日常世界之外。最初的海野就坐在他最后坐过的地方。

那张无背高脚椅在我记忆里是一幅安静极了的定格。

那时值岁末。

那时的东京正亢奋在大大小小忘年会的盛杯里。在我打工不久的那家店里，不肯歇息的卡拉OK，哗哗啦啦的掌声夹杂着店老板汗滓滓的助兴咳喝，挤来挤去的客人和女招待……就那样烟雾腾腾着那个夜晚。

就在柜台拐角的地方，当时我看见了唯一一张没被威士忌烧红的脸。那个男人正自斟自饮，目光里布满阴沉。发现柜台里头的我在看他，便操起酒杯，用不变的阴沉目光与柜台这边对峙起来。

他就是最初的海野。看上去十分高大，脸上写着一些凶悍的“牙库匝”的海野。在那个烟雾腾腾的夜晚，他在拐角的地方坐出一小片安静，不动声色，却散发出威慑。

后来在烟雾里听到了海野的歌。

在东京，极少有人那样唱歌的。海野握麦克的手势有点僵，声音十分低沉，且鼻音浓重，很深，很颇，似有一种化不开的男人的优伤。

一如后来那半年里儿回回听到的，海野只唱石原裕次郎。唱的最多的，是那个店里除了海野谁也不唱的《我不悔人生》。

记得曾读过，驰名于世的老巴尔扎克，曾手抚等身的著作，悲镜中白发悔一生沧桑。千古悠悠，真真经得起审问真真值得不悔的人生又在何方？

头一次听海野的“我不悔人生”，我突然想哭。

那个烟雾腾腾的夜晚，海野在唱，而似乎也只我一人在听，边听边洗水池里的一堆玻璃杯。再后来，我就用湿漉漉的手为海野鼓了掌，不，为海野的“我不悔人生”，为我的想哭。

记得海野对我笑了，笑起来的时候脸上仍写着凶悍，嘴角流露着些许讥讽。但我相信当时我是读懂了海野的笑的。

翌日，店老板一脸认真地嘱我，柜台拐角的那一位是“牙库匝”。你乍到日本大概还不晓得“牙库匝”的厉害、凶杀、贩毒、妓馆、高利贷——你急用钱时只好去借“牙库匝”，于是你也就钻进了上吊绳。

可是老板的一段外语里有几个关键性的新单词。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弄不清楚他说了些什么。

末了老板叹了口气，说海野那个人，还是小心为好，万一弄出点事件来，他的生意怕也给砸了。

老板何以喊我小心而不嘱别人？莫非海野有点想杀我？抑或觉得杀我比杀别人有意思？

就在老板关于凶杀贩毒启蒙的那个深夜，在末班电车的站台上，想着想着，不由地有些兴奋了。

突然，我的肩膀从背后被人重击，“喂——接着，刚出炉的。吃！”

话还没听完，手里已捧上一只热乎乎的豆沙馅烤面鱼。在街上吃东西并扔东西给人吃，在我的东京时光里，是头一回恐怕也是最后一回。

身旁站了高我一头出去的海野。

“喂，君——”日本人通常把比自己辈份或地位低的对方喊作君，“住哪儿？”

没等答话，出手线电车正缓缓无声地停靠在站台边。

海野伸出一只大手把我和我的大衣拎进车门，顺势把我搁在乘客们小心翼翼腾出来的座椅空心里。

我觉出车里的东京人正一上一下偷瞟着立着的海野和坐着的我。而海野，则用东京人从来不用的大嗓门问我来日本有几天，嘱我用心学日语，之后找个能教人实实在在一技之长的中专读，之后嫁一个像男人的男人……从上车到下车，深夜电车里一直响亮地回荡着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