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忆前身（第2/3页）

三

我高中毕业那个暑假，父亲偶然获悉胡兰成在台湾，联络上，偕母亲跟我三人去拜访。那天的话题都绕着张爱玲说，胡先生取出日本排版的《今生今世》上下两册赠父亲，书中有蓝字红字校订，可能是自存的善本。我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真见到了，一片茫然，想产生点嗟怅之感也没有，至今竟无记忆似的。对胡先生书《今生今世》，不但之前除了《民国女子》一章，余皆不读，奇怪的是，之后仍不读。一年后，暑假期间我也不过顺手抄来一看，也怪了，这一看就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

于是我写信给胡先生，不指望胡先生还在台湾，可比是瓶中书那样投入大海罢了。想必，这是我从此完全被袭卷了去的“胡腔胡说”的第一篇。我认为胡先生比张爱玲厉害多了，很懊悔一年前为什么只看见张爱玲，没看见胡兰成，只好恨自己是，有眼无珠。

不料我立刻得到了回音，胡先生想把此信当做正要付印的台湾版《今生今世》的序。这哪行，父亲急书一封阻止此事，胡先生回信说：“天文忽然写信来我都吃了一惊……若做代序，当然是先要问过你的，请放心。”

这段我与胡先生结识的经过，我是幼稚跟鲁莽，根本不值一提的。但一九七六年，符兆祥先生编了本书叫《一九八○》，小题曰：“现代最杰出青年作家小说选”，上下册，各选十人；并每个人找一位评论家评介，颇像股票分析师推荐可以长抱的绩优股。我和天心给选在下册，就请当时住我们家隔壁的胡先生写评介。胡先生很高兴地写了，却不能用，换言之，给退稿了。这两篇的题目一篇叫《来写朱天文》，一篇叫《朱天心呢？》，写我的部分，胡先生便提到此段结识，请容我摘录如下：

前年朱天文初次跟她父亲朱先生来看我。朱先生是柔和正直礼义之人，他是来为搜访张爱玲的资料。朱天文则只听我说话她自己不说。我与朱先生尚未相熟，对方又有礼，我就说话轻浮起来，对人不够诚恳，对己亦不够真实。朱先生送我一瓶竹叶青，我回一枚日本包袱。我因说同样的包袱带来二枚，一枚送给一位显官什么人了；这一枚送给天文小姐。客人辞去后我只觉这一天不对劲儿。果然数日后朱天文写信给林君，说她见到了我很失望。她在信里写道那显官又于我什么相干！她说我脸上亦没有张爱玲说的特征。我读信当即很愧歉，觉得自己真是不好，而对写信的人起了很大的敬畏。

她信里又说这天她穿的衣装我全不注意，带来的便当有一样寿司是她做的，我吃了也自己不知吃了没有。这我也觉得是我的不对。但饶是挨了打击，我却喜爱那信写得清洁无禁忌，只顾对林君称赞。

胡先生把我一年后的信记忆成数日后，也把我信的内容在传达时升华了，成为他的创作和审美。他且把这次见面比做譬如梁武帝与达摩的见面问：“对朕者何人？”曰：“不识。”不但武帝不识，达摩自己亦不识。胡先生就是这样，总能把芝麻烂事弄成个好像公案绝唱。

四

阿城写过，一九八四年底，他在《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完纳闷了好几天，心想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惊人。看来关于张爱玲，大陆是比台湾晚了至少三十年。在台湾可以说，我们是读张爱玲长大的。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每人都从张爱玲那里取得了他的一瓢。这样的文化构成，跟大陆，的确不同。一言以蔽之，个人的自为空间。

大半世纪前，胡张初见时，两人讲了五个钟点话，无非是胡在滔滔发表对张作品的见解。再遇见张，胡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

此处我录一段胡的《论张爱玲》，载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上海《天地》月刊：

讲到出走，她的一张照片刊在《杂志》上的，是坐在池塘边，眼睛里有一种惊惶，看着前面，又怕后头有什么东西追来似的。她笑说：“我看看都可怜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个朋友说：“像是个奴隶，世代为奴隶。”我说：“题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过后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说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开始，世界于她是新鲜的，她自个儿有一种叛逆的喜悦。

出走，抑或逃亡，从哪里出走的？逃亡的什么？比较张爱玲当时包围着她的生活样式和状态是怎样的，即大约可判断他们作品所踩到的高度、远度、深度是怎样的。用阿城的讲法是，“我的许多朋友常说，以中国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当会出现在上山下乡这一代。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质是狭窄与无知，反对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质限制，而在意识上变得与它一样高矮肥瘦……又不妨说，近年评家说先锋小说颠覆了大陆的权威话语，可是颠覆那么枯瘦的话语的结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颠覆中学生范文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