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者无言（第3/5页）

一九五零年下半年，听说陈寅恪在家里给研究生上课，黄萱很想去旁听，邀了侄女秀鸾同去。感谢这位侄女生动的描摹文字：“陈先生的课堂设在他家的阳台上，阳台一头支起一块小黑板。先生坐在黑板前的藤椅上，穿一袭长袍，因少晒太阳，肤色很白，长脸、高额，可惜本应闪烁智慧之光的双目，没有表情，似乎是迷茫一片。”黄萱静静坐在边上，没有引起注意。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间，身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夫人的黄萱，经同院教授陈国桢夫人关颂珊的正式推荐，来到陈寅恪家里，试任助手。

此时，陈寅恪已经失明好些年，因而感觉更加敏锐。虽然他至死都没有见过黄萱的模样，仅凭短暂的接触，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分厘不差捕捉到他一向心仪，竭力赞赏过的“门风家学之优美”，立刻请揖进门。

我想要说的是，他们互相吸引。我还想说，一位女性的优雅内涵，比起如花似玉的容貌，更经岁月锤炼。必须到四十岁左右，才能成熟为雍容脱俗的，窖藏一般的特殊芳泽。此时的黄萱，因婚姻美满、生活安定而气定神闲，而珠圆玉润，虽人到中年，却是知识女性生命中，最具魅力的黄金时段。

赫赫家门的翅翼下孵化出来的陈寅恪，天生具有名士气质，内心犹保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传统见解。这样情操高度洁癖的人，怎可能长时间忍受身边的凡夫俗子！（几天前我到香港开一个世界华文联会，有幸聆听受教于几位名声极隆的大学者，其中有饶芃子教授。她说起当年岭南大学最美妙的风景，便是头戴镶着红珠子的瓜皮帽，身飘府绸马褂，紧紧扎着阔腿裤脚，脚穿棉袜布鞋的陈寅恪先生，如何挽着旗袍半遮着绣花布鞋的师母，在校园里徐徐缓缓。现在看起来浪漫得不行吧？当年陈寅恪这种不管不顾的复古情调，可是太招摇太妄为太招祸了。）

正当陈寅恪年过花甲，门生纷离之日，一位年龄恰如其分，修为接近、趣味默契的红颜知己，（可叹啊，原本一个最美好的词汇，现在被滥用成什么样子了！）成为日日相听（非相见）的工作伙伴，是多么的幸运！“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更感孤独的文化老人的顾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这一份工作，包括陈寅恪个人才学的巨大磁场，对于勤读不辍的黄萱，自觉或不自觉，未尝不是一个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的有力推动；一次奉献热能，学有所用的生命大转折；同时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于是黄萱，这一颗看起来十分平凡的小星星，一经纳入陈寅恪的轨道，立刻和谐地旋转起来，发出微弱不熄的淡蓝之光。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学校经费不够，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只付一部分工资。

可以断定，黄萱全力投入工作，与付酬多少无关。解放初，周寿恺的工资已经爬上“三百八十五高坡”，即月薪三百八十五元，以当时的生活水准，维持家庭开支绰绰有余，黄萱到此时也无须贴补。这使得她特别轻松舒畅，不是因为金钱本身，而是她非常体谅丈夫自尊的心情。

一九五三年夏天，陈寅恪一家搬到周家楼上，与周家一道楼梯相通。“带着浓浓旧时王谢人家痕迹的两户人家，以礼相待，挚诚相见，人生品味俱同，更因黄萱已为寅恪先生工作这一层而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芳邻的温馨，人情的暖意，给了陈寅恪先生有几许的欢乐。”——《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想象黄萱轻步上楼去工作，顺便端着亲手焙制的美味西式糕点，送到陈家的餐桌上；想象那傍晚时分，黄萱在自己家中，手指灵巧地织着毛衣（这也是她最擅长的啊），耳闻楼上传来陈先生的吟哦之声，不觉露出会心的微笑；想象陈先生卧病在床，黄萱为他诵读《再生缘》，略带福建乡音，愈加悦耳（至少我听起来是这样啊）；想象在东南区一号的草坪上，黄萱与陈先生的夫人唐晓莹一起，主持教授夫人们的义卖冷餐会。唐晓莹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能诗工画。她俩挽臂相依亭亭并立，相映得彰，周围的粉黛是否都一齐无颜色了？

想象终归仅是想象，我等俗而又俗的后人，只能凭借想象去构筑数十年前不可重返的场景。也许，周家与陈家均是谦谦君子相敬如宾，工作之余，互不相扰？

一九五四年夏天，任职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必须把家迁至市区竹丝村的宿舍，距陈家十公里，来回得倒两路公交车，要耗去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对彼此都是大难题。也是担心影响工作，柔弱的黄萱只好向陈寅恪请辞。直到今天，黄萱依然记得当时陈寅恪说的话：“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位合适的助教也不容易，你一走我就无法工作了。”态度如此诚恳语气如此落寞，深受打动的黄萱遂又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