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走在那片青山绿水间

梅洁

我丈夫离去的时间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三十分，他是在回家的列车上离我而去的。

车过湖南怀化，我和儿子依然没能为他联系上氧气，我们绝望了，他也绝望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最后一次微弱地呼吸之后就不再呼吸了，他不再希望不再坚持不再挣扎了。车窗外是湖南怀化的一片山林、水泊，我的丈夫在那里与我们分手了，他的魂魄从此飘泊在那片陌生的山水间，我的断肠也从此留在那片陌生的山水间。南方北方五千里迢迢，我不知道我的丈夫是否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他的头微微地侧着，右边的嘴角和脸颊挂着最后吐出的泡状白色唾沫，在此之前的一个小时，他一直在大口大口地喘息，大口大口地吐着这种泡状唾沫，儿子一遍一遍地为他擦掉这些唾沫。那时，我和儿子、侄儿（我兄长的儿子，十天前他从湖北赶到昆明来帮助我们）的心都在备受煎熬，我知道那煎熬我们的油锅里沸腾着的是我们滚滚不尽的眼泪——我几乎要给那个副列车长下跪了，我说你帮我的丈夫上一瓶氧气吧，再没有氧气，他都没命了！我抓着他的衣袖，号啕着，乞求着。他说下一站是湖南怀化，是个大站，他可以帮着联系一瓶氧气，但他又执意让我与他们的站长说好，同意让他上并通知他。我问你们站长在哪儿？他说在昆明。我知道，他又一次把我的心放在油锅里煎炸了。他在我的面前竖起了一把天梯，让我攀越，可我却眩晕着瘫倒在梯下……

我绝望地回到车箱，丈夫在痛苦地挣扎，他呼吸的喘急使我想到了被浪涛抛在了沙滩上的鱼，沙滩炙热着，太阳干烤着，鱼痛苦地扭曲、蹦跳着，一把破鱼的刀扎在我的心上，鲜血淋淋啊！

我旋即又跑出去找列车长，我不想再求那位副车长。还是在上午九时，胸前别着绿色“列车长”牌证的男人曾非常痛快地答应过我，说到达贵州凯里时他帮我们上一个氧气瓶，我是看着他用对讲机通知了凯里什么人的。然而，车到凯里时，列车长又告诉我们，说没有找到四升八升十升的小氧气瓶，说医院的大氧气瓶不能上车，但他答应再联系下站湖南怀化。说话间列车就轰隆着开过了贵州凯里。过贵州凯里已到了中午，丈夫在高烧，在喘息。其实，清晨八点丈夫就已烧了起来，随行的军医、护士已在他的床头挂上各类药瓶，开始给他输液。侄儿跑来说，姑，姑夫问怎么还上不来氧气，他难受得厉害。我即刻跑回车厢，跪在他的床前，我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大把大把的泪水滴落在他蜡黄的脸上，滴落在他急剧起伏的胸上。我说亲爱的，你再坚持一下，三个小时后车到怀化，我们就有氧气了，列车长说给我们联系。丈夫闭着眼，痛苦地喘息着，没有说话。我知道我说这话时，我的心在淌血，淌血的心被高高挂在了悬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谁来救我的亲人？救我？我的呼救声微弱而无力，声声跌在悬崖下的深渊之中，我分明听到了那一声声跌碎的惨吟。

列车缝隙中钻进来的冷风在风化我的心，那血已在干涸……

我对副车长说，车长上午答应到怀化给我们上一个氧气瓶的。副车长说车长休息了，上午是他的班，下午是我的班。我说那我求你救我的丈夫了，我一定感谢你。我背转身掏背包里的钱，我发现我只剩下六百元钱了，我想把这仅剩的六百元钱给他，只要他能救我的丈夫。他还是坚持要我对他们站长说，他说按规定列车上是不许上氧气瓶的。他又说听你儿子说丹增书记帮助过你们，那就让丹增书记给我们站长打个电话，站长再给我打电话，事情就解决了。又说你没见我在凯里已经开始安排了吗？我说现在已经中午一点了，可能联系不上任何人了；我说我丈夫的生命垂危，怕来不及这样无望的折腾了；我又说怎么与你们站长联系，有姓名和电话么，副车长最终没有告诉我怎样和他们站长联系，只说哪个领导都行，说完，他就消失在车廊里了。

我看见军医卢国良已在用球状人工呼吸器帮助丈夫呼吸，看见护士小闵为丈夫吸出的痰已是一管管粉红色的血水。情急之下，我给丹增书记的秘书小和拨通了电话……

八月三十日上午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十几位军医抢救我丈夫时，小和到了现场的。他对我和林副院长说，丹增书记给医院打了电话，但还是不放心，让我过来一趟。我知道他说这些话对救我丈夫至关重要。我不认识丹增，更不知道丹增是云南省委副书记。三十日凌晨，我的丈夫已经呼吸衰竭，他已高烧到三十九度多，心脑静、柴胡都不能使他退热，医生给他注射了激素。之后他开始大汗淋漓，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湿了枕头、床单，湿了厚厚的被褥。他的生命之水雨一样淋了下来，河一样流了出来。流尽了生命之水的肉体开始变得石头一般冰冷，医生说他的神经末梢已不能循环，他的血氧量不足百分之五十，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随时都可能因缺氧而窒息。他的“病危”是在两天前他住进医院时医生就向我下了通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