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吟二十世纪（第5/5页）

埃可丝的人行道和马路一样宽敞。我们去俩小子酒吧吃午饭，只见梧桐树拱下，一张张小桌，坐满了人喝咖啡。走进酒吧，猛然一惊，不知哪个我才是真我。四面墙全是镜子，一个一个幻影。侍者一抹小胡子，招待我们坐下，递给我们菜单。即令菜单也讲着文化轶事：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两个流浪汉到埃可丝就停下了，开了这个俩小子酒吧。你坐的地方，就是沙特、毕加索、塞尚坐过的地方。他们常常在晚饭前四五点钟来，逗留几个钟头。这个历史古迹可用小说家莫里亚克的话来作见证：我每年到这儿来，坐在这廊下，只为要证实那一溜梧桐永远在那儿，证实幸福仍然可求，只要青春延续下去。

我究竟在哪里呀？

南斯拉夫一九八八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三天国际作家会议，有六十八位作家，从世界不同的地区被邀参加，讨论的主题是“流放与文学”。从美国去的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美国桂冠诗人史传德（Mark Strand），Patti Engle和我。

我被主席点名在开幕那天上午讲话。我说二十世纪是流放人的世纪。我从中国历史上流放的人物，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谈到广义的流放：隔离社会，或是家园，或是故土，或是政治主流，都是流放。坐牢是流放，离开家园是流放，甚至在自己的家园，也可能流放。还有被迫的流放，自我流放。屈原，李后主，蔡文姬，是被迫的流放。陶渊明，不见经传的诗人寒山，是自我流放。现代中国作家，如沈从文，卞之琳，他们后来几乎都停止创作了，也是自我流放。而流放异域的作家处境最可悲，没有家园，也失去了母语，他们必须拼命抓住自己的母语。母语就是故乡。

我自己呢？流放了一辈子。我是故乡的日本租界的中国孩子，租界公园门口挂着“狗与华人免进”的牌子。抗战时期，我是流亡学生，到处流浪。我在台湾是“大陆人”，在美国是中国人，在中国是华裔美国人。我在大会上讲着讲着，自己笑了起来：我究竟在哪里呀？

在会议上讲话的作家多着重母语对作家是多么重要。

一位南斯拉夫流放加拿大的作家说：当我离开南斯拉夫，我没有背叛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我已入加拿大国籍。那个不相干。我仍然爱我的国家。我常常梦想南斯拉夫的蓝天和云彩，闻到祖母烤出的热面包香，看到她在园子里种玫瑰花的笑容，听见……他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布罗茨基说：刚才有作家把流放称为戏剧。流放可不像戏剧那样有趣。不过，作家在异国的陌生人之中流放，比在自己国家流放好得多。当我初到美国的时候，很意外的收到流放美国的米沃什（Czeslaw Milosz，一九八零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信。他说：我知道你很害怕。你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写作。假若你不能写了，那也很好。你写不出，不是因为你没有才能。对于作家而言，流放是最正常的处境。

一九七五年左右，我和Paul曾邀请布罗茨基到爱荷华。他刚到美国不久，含蓄，沉静，透着点儿忧郁。一九八八年的今天，在贝尔格莱德重见，他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是一个打了场胜仗的战士，有点儿疲倦吧，目光却咄咄逼人，透着点儿狠，曾经拼过你死我活的那种狠。他就在头一年一九八七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布罗茨基在贝尔格莱德大剧院朗诵诗。剧院挤满了听众。人人打扮得如赴盛宴，叫人感到塞尔维亚是注重诗的民族。布罗茨基先用俄语朗诵，再由当地人朗诵翻译。俄语是男性的语言，铿锵有力，透着俄罗斯民族的悲怆。从布罗茨基朗诵的韵律和节奏中，可以感受到一股磅礴的气势，一股撼人的力量，宛如莫斯科广场的钟声。

布罗茨基朗诵后，要听众随便提问题。他对各种问题回答直率：

我在我的国家生活了三十二年，绝不以游客的身份回去……

我的国家没有我可以干得很好。我没有我的国家也可以活下去……

人们有健忘的才能，忘记现实，忘记政治现实。人民有表示他们是牺牲者的自由……

我二十岁左右开始写诗。有个诗人，比我大七岁，我把写的诗给他看。他逐渐喜欢我的诗了。我从他那儿学到写诗的秘诀：尽少的形容词，尽多的名词，名词是具体事物……

我绝不会放弃我的母语。我的国家最好的东西，就是它的语言：俄罗斯语。

聂华苓（1925—），美籍华裔作家。1949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1964年，由于“自由中国停刊”事件，聂华苓离开台湾，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于世界文化交流。1967年更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前往爱荷华大学进修创作。创作有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聂华苓短篇小说集》《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及散文评论集《梦谷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三十年后——归人札记》与《沈从文评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