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第2/8页)

凡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他的青壮年时期,大都处在历史的漩涡中,哪里能够静下心来写文章?等到他退居了历史的二线之后再来回首往事,多半是年事已高,往事久远,尘封的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泥沙俱下,年轻人尚且眼花缭乱,何况一垂垂老者?于是张冠李戴,郢书燕说,虚虎鱼鲁,种种的笑话就都出来了。

就说义和团吧,按现在说法是属于“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了。50年代后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当时健在的一批义和团团民做了调查访问,时年八十三岁的三师兄张金才是这样说的:

我村南有个乱葬坑,凡是捉住直眼(教民)就在那里处死。郭村的左锡庆是个直眼,也是四十八村联庄会的会头之一,我们把他爷儿三辈都弄到王家院给杀死了……义和团不杀好人,只要有人保证他们不是直眼而是好人,义和团就不杀他们。光人命我就救了四十多条。有一次,为了救一个妇女(因为她被误为直眼),结果因保此妇女我被刘十九(义和团首领)打了一鞭,但终于把她保了下来。

须知这是为了说明“义和团不杀好人”而记录下来作为证明的,但仍然看得我触目惊心。他一人就救了“40多条”人命,那么被杀死的该有多少呢?就算某人是“直眼”又兼“会头”,难道他家里“爷儿三辈”都该被杀死吗?可见就连当时的大学生们也没有准确地理解这段谈话,否则也许就不会记录下来作为义和团滥杀无辜的证据了。

时过境迁。不仅在史实时,甚至在语言上,也颇有些隔膜了。

80年代,我到外地出差,从报纸上看到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曾任党政军重要职务的某公去世,便从邮局拍了一份唁电:“出差在外阅报惊悉某公去世,党失心腹,国失爪牙,君失慈父,吾失良师,不胜哀悼……”邮局的小姐死活不肯拍发,一定要我把“心腹爪牙”这四个坏字换掉——她哪里知道这在古代都是好字?“君之心腹国之爪牙”,几乎是对为臣者的最高评价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难兄难弟”在古代也是难得的赞语,说是兄弟两个都很难得。

不要说古文,就是现代的白话文,如果年代稍远,在人们的理解上也会出现隔膜。有一次我偶尔翻阅北洋史料,读到孙中山致段祺瑞的一封电报,略谓他与段曾有一面之交,“伟人丰采,至今不忘”云云——我当时十分惊讶:中国的“国父”竟称“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为“伟人”?后来史料读得多了,才知道当时所谓的“伟人”与现在的含意并不一样:现在的“伟人”几乎特指“伟大领袖”,后来因为反对个人崇拜,“伟人”一词在中国更几乎绝迹——而在民国初年,这“伟人”的含意却不过是“非同寻常之人”的意思,不仅孙、黄、宋常常被人们称作“伟人”,就如一个普通女子,如果有意从政,也常常会被人们不含贬义地称作“女伟人”的。甚至在宋案之后,袁政府还曾指责孙黄等是“伟人造反”,这“伟人”竟连一点褒意也没有了。

罢了罢了,后人的引申发挥靠不住,旁人的所见所闻靠不住,就是本人的亲身亲历,也还要打上许多的折扣——那这历史还怎么研究呢?

于是我终于放弃了成为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剧作家的幻想,一心一意地还当我的“喜剧作家”。

【零 三】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地写喜剧一直写到凌晨,接着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了。

我开始按部就班地起床、漱口、刮脸、洗澡、更衣,穿插着烧水沏茶和整理房间,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很有条理的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条理不成作家。

一小时后,我穿着浴衣,捧着一杯刚刚沏好的热茶,舒适地坐到沙发上——接下来我按惯例打开睡前关闭的寻呼机,查看在我睡眠期间是否有人呼我。

寻呼信息只有一条,却让我吃了一惊:

奶奶于今晨六时五十分病逝于华东医院通知在京亲友速来上海

姑妈

我六岁半时曾被送往上海,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了两年,一年上幼儿园大班,一年上小学一年级。多年以后,当我回首童年的时候,眼前总浮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六岁半以前在北京生活时是一种苍白的颜色,八岁半以后由上海返回北京时则变为一种血红的颜色,只有在上海的那两年,交织着许多许多灿烂明媚的颜色,这些颜色融到一起,飘然而来,随风而散,最后留给我的只是一种湿润的感觉,一种温暖的气息,和一种早春的、小雨中的、青草地上的味道……

在我写的“通俗喜剧”中,一般像我这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一旦遇到例如祖母去世这样的噩耗,通常要走出屋外在蒙蒙细雨中徘徊一阵,或者猛然打开窗户让窗外的凉风吹散自己的沉思,最低限度也应该在屋里来回走两圈儿才说得过去——而我现在却依然稳稳地坐在沙发上,唇边甚至还掠过了一丝淡淡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