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陈忠实（第2/3页）

一些年后我偶然见到何启智或是曾镇南，先生回忆说“陕军东征”这句话好像是他说的。上电梯的时候，他对几位北京的陕西籍的评论家说，陕西作家真厉害，整天喊着要走出潼关，这次算是走出了，陕军东征呀。记得后来有一次还见过周明先生，他也记得是开会上电梯时大家说过这话，谁说的记不清了，他笑着说，很可能是他“周明老人自己”说的吧。

我对“陕军东征”这个说法至今不悔。我们中有一个叫堂吉诃德的人，他要出发，去征服世界了。他穿上一身朽了的中世纪骑士的铠甲，骑上一匹瘦骨棱棱的老马，挥舞着盾牌和长矛上路。他要去和风车作战。他要去黄金城，那世世代代人们只在传说中见过的城市。姑娘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铁匠用锤子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这座城市为它们的骑士送行。

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大背景下来看，它是多么虚弱呀。和欧美文学相比，和俄罗斯文学相比，甚至和我们的近邻印度和日本的文学相比，我们都差那么一大截儿。且让这些有三分滑稽三分痴傻三分崇高的陕西著名农民们，去怀揣梦想和敬畏，完成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对于文学制高点的攀登和征服去吧。社会应该做的事情是给他们一点掌声才对。

那时节一下子洛阳纸贵。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自家的案头摆着这几本书，以视自己是一个读书人、文化人。这些书是走市场的，每本书的销量都达到百万册以上，一夜间富了一大批书商。这几本书的出版，大约是纸质的文学作品的最后一次辉煌吧。

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了那个时期，已经十多年了，“文革”结束，文学界重拾和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行进到那时，该有它的成熟期和收割期的作品出现了。后来，我在北京见到柳萌先生，他问我如何看待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说，有个时期，我们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缩短了与世界一流文学的距离，但是，很遗憾，这以后又滑落下来了，沦为文学的第三世界。

是的，中国文学在世界大格局中无足轻重，我们缺少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中国人的书架上摆满了欧美名著，而在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上，没有一本中国人的书。也许在经济领域我们是一个巨人，但是在文化领域，我们只是侏儒而已。可怕的是，我们还自我感觉良好，整天弄各种奖自娱自乐。我常常担心，将来的人们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智力水平。

四

我第一次见到老陈，是在1979年4月20日，“文革”结束，陕西省作协恢复名称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创作会上，会议名称叫“新作者座谈会”。那次，记得老陈背了个黄挎包，穿了一件半旧的衬衣，从西安郊区灞桥文化馆而来。行色匆匆的他，坐在一个角落。坐着的时候，他总把挎包放在胸前，两只手搭在挎包上，眼睛闭住光，似乎有些谦恭地盯着发言的人。他从骨子里讲还是一个农民，身上具有关中农民的所有优点和缺点。

关中人，生冷硬倔，打死不认卯，能极度地吃苦耐劳，又极好礼势，极好面子。初看，以为是一个简单的人，打搅长了，红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才知道极度地心细如丝。

那是一个令人无限怀念的文学时代。记得那次会议上，老作家们除了柳青已经过世外，健在的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悉数到场。年青一代，贾平凹的《满月儿》刚刚获奖，莫申的《窗口》刚刚获奖，他们从北京领完奖后直接赶到会场。路遥则雄赳赳地斜倚在一个破旧的藤椅上，坐在后面的一个角落，半闭着眼睛。路遥当时是在《延河》实习。1980年后，王丕祥、贺抒玉专程到延安，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路遥的调动手续办了，路遥先当编辑，继而当专业作家。陈忠实则是两年后，调入作协当专业作家。

陕西作协是个大作协，它的前身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文协。按照通常的说法，延安时期大的文化山头有三个，一是丁玲领导的成立于保安的文抗（全国文艺抗敌协会），一是周扬领导的鲁艺，一是柯仲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协。建国后文协没有去北京，而是随西北局留在了西安，柯仲平担任首任主席，原文协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主编胡采，继任主席。文协秘书长是著名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张寒晖当年病逝于延安，柯仲平作诗悼念说，文化山上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

五

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都是极具人格魅力的宽厚长者，他们以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为己任，三秦地面，每发现一个写了个短短几千字小说的作者，他们就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然后下来就是商量怎么调到作协来。作协大院里那些后之来者，基本上都是他们调去的。那是一群崇高的人，时代因素造就了这一批革命家加艺术家式的非凡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