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的革命

1921年以后的中国，选择了革命。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革命？让我们从一幅最生动的中国人画像中去找找答案。

1921年12月4日，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专拦出现了一篇奇文，叫做《阿Q正传》。作者似乎要切“开心话”之题，在文章的名目，立传的通例，传主的名字、籍贯等问题上反复纠缠考辨，极尽调侃之能事，大有“后现代”的解构主义风采。可是人们读了却又感觉难以畅怀大笑，因为分明感觉到这篇不像小说的小说似乎是在讽刺什么。但又摸不准是在讽剌什么。看上去处处可乐，摸上去却处处有刺。副刊的主编孙伏园也觉出不很“开心”，于是从第二章起，便移到“新文艺”栏目中去了。

小说的开头仿佛是有点漫不经心，“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虽然不很“开心”，却越来越让人疑心、痛心、触目惊心。几年后《现代评论》上有一篇涵庐（高一涵）的《闲话》回忆道：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大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直到《阿Q正传》收入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中，还有人问鲁迅：你实在是骂谁和谁呢？鲁迅说：“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鲁迅尽管“悲愤”着，然而阿Q究竟是谁？人们一直在议论、分析、研究、争执着。小说还没有载完时，沈雁冰就在《小说月报》上撰文说：“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后来沈雁冰又进一步说：“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特点的一种。”鲁迅自己则说是要通过阿Q“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说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

但是后来到了五六十年代，阿Q被认为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这意思是说，中国农民——更不用说全体中国人——本不是这样的，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春风还未吹到未庄之时，才出现了阿Q。到了80年代，在新时期的启蒙主义浪潮中，人们又把“阿Q相”扩大到整个农民以至整个国民身上。进一步，又有人提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属于人类共通的精神现象”，“不仅东方落后民族中会产生阿Q的精神胜利法，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要还有个人和集团处于落后地位，就有产生粉饰落后的精神胜利法的可能”。

真是说不尽的阿Q。从怀疑是骂一个人，到认为写的是全人类，各有各的道理。这也说明了阿Q这一艺术形象巨大而丰富的典型意义。但是在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当初，实在关心的并不是全人类的问题，当然更不如旧小说家那样用来报私仇、泄私愤了。鲁迅的字里行间处处不忘“中国”，他实在讲的是一个“革命还是毁灭”的严肃课题。

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鲁迅目光如炬地指出：“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们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鲁迅的英明洞见。尽管不断有人宣布阿Q的死亡或者预言、希望阿Q的死亡，然而阿Q的生命力似乎与五千年的民族一样长久，一样不朽。阿Q的内心是要革命的，他的生命本能是要革命的，因为他已经被踩在了生命的最底层，比他弱小的只有不属于“正常”伦理之内的异端——小尼姑了。不革命，他就只能饱一顿饥一顿，无衣无褐，难以卒岁，他就会经常挨打受骂，四处磕头，他就永远连个姓名也没有，而且“断子绝孙没有人供一碗饭”。然而阿Q的革命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杀人。那么首先杀的是谁呢？阿Q早已决定：“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其实小D也是一个“阿Q”，或者说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阿Q。这意味着阿Q革命后，“阿Q们”首先要自我残杀起来。于是“革命”也就成为报私仇的一个美丽的口号。本来阿Q就认为革命党是为明朝报仇的，“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