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

读金庸小说,有一种矛盾。

凭直觉,感到它是一种高品位的东西。它能够产生文学理论中所讲的几大功能:认识、教育、审美、娱乐。那是一种与读经典名著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感受,它给人美,给人净化,给人力量。北大中文系有位教授,腿部摔伤之后,读金庸的小说,获得了重新站起的力量。有的大学生失恋后,读金庸小说,恢复了对人生的信念。托尔斯泰说,区分真假艺术的标志是感染性。康德说,纯粹鉴赏判断不依于刺激和情感。金庸小说具有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足以使人得出它属于高雅艺术的鉴赏判断。但是,就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内中有打斗、有武功,“出身不好”,所以人们不敢给之过高评价,生怕失了身份。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就颇不被某些人理解,这些人大多是出于好心,对“乱了雅俗名分”颇有一种叹惋。

但是,金庸小说完全是靠自身的魅力获得今天的地位的。遥想10年前,它摆在地摊上,处在文化的最边缘,各种盗版乱七八糟,从没有人像今天炒《尤利西斯》一样炒它,它靠自身的魅力走进了高等学府。有多少大学生合资租来,日以继夜地读,如饥似渴地读。直到今天,三联书店出了豪华版,现代文学研究权威严家炎教授在北大开设研究课。这些事实说明,它是靠自身的文化品位打入文学殿堂的正厅的。不能再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就将它的文化品位给予封顶,封不住就大不了说它是优秀的、伟大的武侠小说,我们应当将它置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看待。

不仅许多人直觉到金庸小说文化品位很高,而且自身文化品位愈高之人,愈能觉出其深刻与丰富。它的可以反复欣赏、反复阐释,正是高雅文学的特性。何以通过研究来证明这一点呢?很简单,有比较才能鉴别。

首先,它是武侠小说,我们就将它与其他武侠小说比上一比。

谈到武侠小说,人们往往不假思索,便认其为低级门类,好像只有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采用意识流等先锋写作手法的才是高雅文学。其实,古代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恰恰是今天已被尊奉为高雅文学的《水浒传》,“武侠”一词首次出现于1904年《小说丛话》时,便是论《水浒传》。《水浒传》为什么成了高雅文学呢?因为它超越了一般的武侠,它不只是武打和侠义,而是写出了普遍的人性、社会性问题,写得又好,所以,它高雅。

那么,金庸小说是否超越了呢?

古代一般的武侠小说,以《七侠五义》为代表,确实主要写的是打斗和侠义。到《儿女英雄传》、《好逑传》,才开始有了“情”的因素。大多数主题是忠孝节义的老生常谈,就连《儿女英雄传》中的侠女十三妹,婚后12天便想做个诰命夫人,实在令人大倒胃口。它们的重点在于善恶对立的情节模式。《水浒传》之所以超越,关键一点是它并非陷于一般的武侠模式,而是一种短篇传奇的集锦,其使用的乃是《史记》笔法。所以尽管梁山一百单八将,最好的人物也只有十几个,到四十回、五十八回、七十一回,渐次逊色,后半部就减色许多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不论思想动机如何,在艺术上是颇具眼光的。《水浒传》继承了司马迁“侠”的观念,写出了武侠产生的社会原因,构成一部雄壮的武侠史诗。

到了民国,旧派武侠小说掀起过两次狂潮,但从读者、作者两方面看,其文化品位都是很低的。它利用现代印刷业、报刊业,向识字阶层中品位最低的读者倾销。作者不但在文学界内颇受轻视和打击,他们自视也甚低,宫白羽把写武侠小说看做终生耻辱,还珠楼主后来在报刊上公开检讨,王度庐自认“难登大雅之堂”,郑证因干脆说“我写的这个不叫玩意儿”。他们写作态度轻率,经常为应付编辑而列表交稿,甚至雇用“枪手”。其作品今天大多难以卒读,有时人名前后不一致,前面的情节后边不照应,何谈文化品位。旧派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后,一般都优于原作,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改成《火烧红莲寺》上映后,万人空巷,一续再续。而新派武侠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后,一般不如真作,这也是旧派武侠小说文学性比较差的一个印证。解放后对这样的作品进行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那些莫名其妙的一道白光千里之外取人首级,大侠可以多少次不死,以致有七重元魂,能够搬山移海等等信口开河,当然比不上《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的既传奇又真实。《林海雪原》是被列入文学正史的严肃文学,那么我们不妨想想,《林海雪原》与《雪山飞狐》,哪一个品位更高呢?是不是因为《林海雪原》有“原型”作依据便高出一筹?如果说有事实作依据便高,那纪实文学岂不成了高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