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

金庸小说博大精深，地负海涵，不仅将中国传统的武俠小说提升到空前高雅醇厚的境界，而且越出武快小说的苑囿，集武侠、言情、侦探、历史、宫闱、传奇、志怪、风俗于一身，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类精神为一体，蔚成二十世纪华人文学之奇观。有言道：“有华人的地方，便有金庸小说。”正像唱起《国际歌》，就可以找到无产阶级一样，谈起郭靖、萧峰、韦小宝，就可以找到炎黄子孙的同胞。从乌苏里江到青藏高原，从红其拉甫雪山哨卡到南沙群岛钻井平台，从港台新马印度支那，到欧洲澳洲南北美洲，“金庸”二字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华文词汇。金庸小说已经成为中华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财富。研究和探讨金庸小说方方面面的思想艺术成就，正在文学界学术界逐步展开并将走向兴盛，本文仅借“民族意识”这一视角，对金庸小说试做一番粗略的考察和挖掘，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是如何看待纷坛复杂的民族问题的。以下分六个方面进行评述。

—、如实描绘民族斗争的历史画卷

迄今为止，金庸小说共有长、中、短篇15部，塑造了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其中至少有12部作品涉及两个以上民族的人物和关系，只有《笑傲江湖》、《侠客行》、《越女剑》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语焉不详。涉及民族人物最为众多、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当数130万字的巨著《天龙八部》，该书描写了大宋（汉）、大理（南诏）、吐蕃（藏）、大辽（契丹）、西夏（党项）、大燕（鲜卑）、女真等众多民族区域，加上摆夷人（刀白凤）、天竺人（哲罗星）等，涉及民族种类将近10个。金庸小说所涉中国古今民族共有汉、蒙、回、藏、满、维吾尔、哈萨克、契丹、党项、女真、鲜卑、摆夷、高昌、焉耆等十几个，加上外国民族如俄罗斯、波斯、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天竺、孛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计20余个中外民族。

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尤对明史有精到研究。他所涉笔的这20个民族，是以非常严肃的历史态度、严格的历史眼光去描写的。他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说：“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金庸所描写的民族，从空间分布上看，主要是以汉族地域为中心，与汉族地域接壤的“华夏民族群”；从时间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民族斗争激烈的宋辽金元、晚明初清时期。金庸直面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勾勒出一幅幅壮观的民族斗争画面。他如实写出了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以及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明争暗斗。金庸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主要表现在，他高度尊重民族斗争史实，在重大历史事件上既敢于动大手笔，又不违背历史文献记载。凡遇读者可能在艺术创作与历史真实之间产生疑问之处，金庸都尽可能引用史籍，加以解说阐释。例如《碧血剑》第十四回写主人公袁承志去行刺皇太极之时，目睹皇太极被皇后的情人多尔衮刺死，随后多尔衮把持了朝政。在本回末尾，金庸注曰：“清太宗皇太极死因不明，”引《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又引张煌言诗和孟森、胡适等人的考证，最后指出“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之习俗和中原汉人大异，兄终弟及，原属常事。清太后下嫁多尔衮事，近世治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可见金庸的写作不是违背历史的已然性去“戏说”，而是在历史的可能性的缝隙中发挥他的超人想象，创造出艺术的必然性。

正是由于以坚实的历史材料作基础，金庸笔下的民族斗争场面才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他以一支凌云健笔，描写了宋金战争、宋辽战争、女真崛起与周边民族的战争，成吉思汗祖孙数辈开疆拓土的征伐战争，元末汉人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战争，明末清初满汉两族的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既有气势恢弘的全景大场面，也有细腻入微的近景小镜头。从帷幄运筹到平野厮杀，从散兵游勇欺压百姓到万马军中生擒敌酋，写得回肠荡气，摇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曾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可做佛学的人门书，其实金庸小说也可以作为民族斗争史的人门书。读上几部金庸小说，心中就会自然展开一幅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画卷。它会告诉你，今天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它经历过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二、歌颂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