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贫困：新世纪我们会司空见惯吗？（第3/4页）

二十来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分，然而不分男女着装一片灰绿蓝，男女性别意识淡化，竟有许多年轻人在广阔天地的苦苦劳作中错过了爱情与性的启蒙。

到了二十七八岁，怎么也该谈婚论嫁了，然而浩劫结束，新的选择又意外地出现在眼前，是继续耕田做工，还是拿起书本走进大学？队伍分化了，一部分幸运儿在三十而立的时候走进大学重新当上学生，而更多的人则不得不错过这突然而来的机会。

结婚、生子、回城或是继续扎根农村，时代的戏剧性大变迁把相当多的人悲惨地丢下车，贫困注定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人过三十想多生个孩子又赶上计划生育，人到四十，上有老下有小，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竞争时代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经过了那么多折腾的人拿什么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竞争呢？再然后，是下岗，是孩子到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一切都要自费，学费那么贵，钱从哪儿出？

一大批人让自己的命运被浩劫与风波随意地旋转着，今日的贫困难道要从他们自己身上寻找全部的原因吗？

这是一到两代人的命运，对于他们的贫苦，历史是要承担责任的。

而在改革二十年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快速旋转的车轮抛进贫困的生活中，从下乡到接班招工到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再到后来的下岗再就业，生存规则快速地变化着，相当多的人还来不及准备就被放在了路边。而改革本身必须付出代价，国有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受害的自然是为厂子付出半生心血的职工；改革向纵深发展，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些错过人生最佳学习时机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江后浪推前浪”。

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正是改革的代价，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贫困，为改革向前承担着阵痛。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轻松地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吗？理解了之后，仅有同情是不够的，面对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我们必须痛苦地检讨：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社会保障这个巨大的安全网编织得晚了！如果这个安全网能早日开始编织，那么今日贫困人口的生活处境可能会好得多，社会的稳定也不会像今天这样让人担忧。

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改革到了今日这样一种局面，下岗职工还会增加，相当一部分人也许暂时还得过着不如意的日子。而我们如何更好的用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的适当高速来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创造改善生活的机会，是中国改革必须首先面对的事情，否则，事倍功半。

如何面对贫困，是我们要学的第一课

从城市到乡村，贫困这两个字真实地存在着，改变贫困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我们能改变的只是绝对的贫困，而相对贫困，也就是贫富差距似乎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因此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贫困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方面是北京城里有很多不被我们注意的城市贫困人口，另一方面是北京私家汽车的急剧增长，甚至达到成“灾”的地步，于是，1997年年初我们做了一期《新闻调查》节目叫《公交优先》，希望公交优先后，挣钱不多的人也能上下班便利。

1996年12月31日晚上，因为制作《走进1997》这档节目，我在上海采访，采访地点之一是离外滩很近的一个著名迪斯科舞厅。

因为是新年夜，迪厅的票价很高，一百八十元一张票，但打扮得极其入时的青年男女们似乎并没有畏惧这样的高价，夜幕刚刚降临，迪厅就已爆满，强劲的舞曲节奏震动着周围的土地。

受不了里头的吵闹，我来到迪厅的外面。

在迪厅的门口，有一个中年男子胸前挂着老上海常见的那种箱子正在叫卖香烟，偶尔有人出来光顾他的生意。我相信，即使这个晚上他的生意比往日好得多，但他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买一张迪厅的票。

门里门外，反差就是如此强烈，我很能想象这位卖烟人内心的冲突。

果真，和我聊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回忆毛泽东时代，他固执地认为，那个时候，虽然大家都穷，但心情还不错。

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却恐惧他的回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这位历尽坎坷的中年人能高觉悟地超越自己生活的困苦为改革分担阵痛，但面对他，我不能不想：虽然和别人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可只要能让他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也许他的抱怨就会少一些。

其实回忆中国历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地驻扎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穷谁都没话说，而你富了我还穷着，那可不行。如果我一直还富不起来，那富人就是我的敌人，最好能有谁来帮着我“杀富济贫”，或者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年月。这种心态到今日也顽固地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