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刺激：在恐惧中快乐（第2/7页）

对于我来说，好兆头依然是丢东西。

从北京出发时，戴上了一块新表，在经过了短短的空中飞行之后，到达宜昌不久就发现，表不见了，这是我第一次戴比较正规的机械表，却以丢失告终，我只好和众人自嘲：香港直播时丢了手机，直播没出什么错，这次直播又丢了手表，肯定一帆风顺。

结果证明我的预言是正确的，整个直播过程中一帆风顺，我和方宏进出任总主持人，在那江风不时吹过的露天演播室中，在没有提示器的情况下，大段大段的主持语脱口而出，甚至导播会在耳机里冲我喊：“少说点儿！”

十几个小时的直播很快过去，那些内容相信都已留在很多观众的脑海里，事隔很久，我倒是应当把另外两件观众不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

在直播进行的前一天晚上，李鹏、丁关根、罗干等同志来到露天演播室，出乎意料地嘱咐我们：“明天直播时，一定要雅俗共赏，不能只让专家懂，老百姓听不懂，反而是要观众一定要听得懂。”

当时我和老方以及嘉宾主持陶景良都在，后来我们和嘉宾主持陶景良开玩笑说：“我们想专业都专业不起来，你这专业人士可得雅俗共赏一些。”

果然第二天陶景良发挥得极好，真的做到了雅俗共赏。其实不光这一次直播，做任何电视节目，自我欣赏、曲高和寡都是没有市场的。

在直播即将开始的早上，吃饭的时候，方宏进看到杨伟光台长，就上去问他：“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直播了，您对我们还有什么嘱咐吗？”杨台长很轻松地说：“放开了说。”

至今我都在回忆“放开了说”这四个字背后的一种大度，我相信这四个字对我们当天直播的良好状态起到很大推进作用，因此要感谢杨台长，感谢一种自信的放手，这是现场直播报道能向前推进的重要保证。

所以我真的希望，在每次直播开始前，都能有领导拍着我的肩膀来上一句：“放开了说。”我们都会不辱使命的。

第三件要说的事，是当天晚上直播结束以后发生的。

直播刚完，只经过短短两个小时的调整，我们做直播的那艘船就驶离了宜昌，开往武汉，第二天让我们从武汉回京。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船上的歌舞厅里狂欢，平时矜持的人们也都拥有了极度放松的神情，高分贝的喊叫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在露天演播室后面不到一百米，就是三峡大江截流的龙口处，直播中抽出时间，和我们的杨伟光台长照张相，平常见惯了杨台长穿西装，那天杨台长穿上工作服，在我眼中，更像是一位对后辈寄望很多的长者。

大家都在酒精的帮助下释放激情，但我知道，这种超常的狂欢，是因为在此之前的二十来天时间里，现场直播这四个字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表面上轻松是每个人对其余人的安慰。

而直播顺利结束，人们如释重负，于是狂欢，“大家重新还阳了！”

1998年3月19日，现场直播朱镕基总理和其他副总理的记者招待会

这场现场直播的新闻记者招待会，相信已经以一种经典的方式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但说句马后炮的话，我们直播前就已经对这种经典性有所预感。

这场直播是我们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九届政协一次会议十场直播中的第十场。

这届两会前所未有地进行了十场直播，依然要感谢香港回归和三峡大江截流的顺利直播，没有1997年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就不会有后来的直播探索。

这次两会直播报道的最大特点还不是十场这样一个超常的数量，而在于报道的方式也是全新的。

在此之前的重要会议直播，出于各种考虑，我们大多数采用信号直接切进会场的方式，前面没有主持人的介绍，后面也没有适当的点评，好处是安全，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相关背景的介绍，不符合电视的特点；另外由于各种原因，当会议推迟进行或是突然有一些意外情况出现时，都只能尴尬地等待或是粗暴地把信号切走，然后让观众在猜测中议论纷纷。

九届人大和政协的十场直播则完全不是这样，每次直播的开始有主持人的相关介绍，利用图板和专题片的穿插，对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和引导，然后在直播有关议程之后，加适当的点评和要点分析。会议的直播由于这种报道方式的变化显得专业化了一些。

我出任了这十场直播的主持人，在跨越多天的会议中，高密度地一场接一场进行直播，状态一直是兴奋的，我喜欢这种全新的尝试和两会中一些全新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最后一场朱镕基总理记者招待会是个重头戏，朱镕基是个能出“彩”的人，直播将使这种“彩”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