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北京：我身边人们的生活（第2/5页）

梦想是吸引力，而到了北京，生活就成了流浪人群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有人陆续而来，住处自然就是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最初工资都很低的情况下，一群天南海北来的人过一种集体生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拿《东方之子》组来说，我们屡次搬家，最后稳定在北京六里桥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那套房子有七八个房间，住着我们近二十人。由于吃饭长期处于打游击状态，因此大家请了一个保姆，专门负责做饭。这个尽职的保姆，每天给我们清楚地算账，谁领来一个朋友吃饭，钱自然是不能少交的。

在这套房子里，我们生活了一年。这套房子中，高于地面能透进光线的窗户只有十多个厘米高，潮气是有的，但由于人多便蒸发了。男男女女每天人来人往，生活永远是热闹的。每天都会议论艺术与片子的拍摄，甚至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的手机是奢侈品，因此离家甚久的人会在夜晚到办公室给父母打一个问候的电话，然后踩着夜色回到地下室这个热闹的家。在这套房子之中，只有我一个结婚的人，因此电视、冰箱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我用迪斯科舞曲叫大家起床，在那个地下室里过的除夕，我们两口子做了一桌子饭菜，等待除夕下半夜加班的同伴回来，这样一种感受，让我们多少找到了相依为命的感觉。

对于流浪北京的人们来说，物质上的回报暂时还看不到目标，甚至当时从各自的家乡离开，打碎那种含金量还可以的铁饭碗，本就是为精神上的一种慰藉，一种可以自由呼吸的生命状态而来，因此“群居”似的集体生活，没有人会觉得很苦。

在那流动的搬家过程中，在那一大套地下室之中的生活里，每个人似乎都亢奋着、跳动着、燃烧着，中间夹杂着和人有关的各种故事。喝多了以后的迷狂、谈恋爱时的你死我活、闲下来时牌局的你输我赢……更重要的是那段日子是《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向上攀升的阶段，从某种角度说，正是流浪北京的人们用一种流浪中的激情点燃了这把改革之火。还是老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我们在地下室里住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夏天的一场大水把我们的家园冲了个七零八落，集体生活被迫结束。

那场水来得非常突然，外面一直下暴雨，不知是因为豆腐渣工程还是因为房管部门维修不力，我们的窗户突然成了进水的闸门。由于是半地下室，屋里的地面本来就低于外面的地面，因此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我们的家园便成了汪洋世界。屋里的人们虽在齐膝的水中紧急抢救，但家园的凋零已是不可避免。

当时我们的一位摄像拍下了这有些悲壮的场面，而另一位组里的同事用这些画面做成了一个小片子，配上惠特尼·休斯顿深情款款的歌声，播放的时候，大家表面是笑，但心中是否流泪，怕只有各自知道了。

流浪注定了不稳定，照片上的四个人是东方之子过去的同事，现在右边的温迪雅去英国留学，中间的男士，《东方之子》《实话实说》的创办人时间，已流浪到评论部副主任的位置上，左二的编导程晓鸿则流浪到了美国，显然，流浪的空间扩大了。

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不算是苦难，甚至回忆起来还多少有点儿留恋的味道。这之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时常困扰着流浪的人们。比如说，心中永远的漂泊感、变换了生活环境以后的感情生活，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职工，因此没有任何福利，没有对于分房子的渴望，没有借资料的资格，还有某些正式职工的白眼，出去采访时不公正的待遇等等，这一切都曾经在局部的时间里刺痛过流浪的心，只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大水冲走了我们《东方之子》组的集体生活，相信其他组也都有着各自精彩而让人感慨的故事，最初那种夹杂着热情的流动也慢慢稳定下来，大家开始在京城之中租下房子各居一方，见面时大多是在办公室或是出差之中。梦想不用在众人之中分享，各自组内的人员也稳定下来，不再是出一次差回来，就能轻易看见陌生的面孔。

我为同事们高兴，从二十多岁走过三十，人们不能总是停留在一种流浪的状态之中，上面有老，有的人下面也开始有小，生活的重负在理想的面前也是必须承担的，稳定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但我在祝福的同时，依然怀念那种流浪时的激情。生活环境不再像最初那般恶劣，可内心深处那种流浪的激情之火却不应该熄灭，否则我们的节目就注定要在越来越精致的技巧之中消灭了激情消灭了一种粗糙而原始的冲击力，那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