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校园：在希望与迷茫中出走

每个到了北京的人，都会有一张这样的照片。据母亲说，当初我第一次能站起来，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家中还有照片为证呢。但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张，是刚上大学一个月之后的国庆节，我在广场上照的，似乎有些装“酷”的样子。

告别校园：在希望与迷茫中出走

1989年那一个元旦之夜，在我的记忆中是生命中最冷的一个节日。不过，现在已经有些记不清了，是那一夜真的特别冷，还是因为自己马上要大学毕业，但前途依然未卜所形成的内心感觉。

大学的前三个元旦，全班同学聚在一起，欢欢笑笑，无忧无虑，可以连续玩上两三个通宵。但这种狂欢在198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已经属于校园里其他年级的师弟师妹们了。

当时我已经大四，正处在决定自己毕业分配的毕业实习中，全班七十多人，有五十来人离开了北京，回各自的家乡去塑造未来，而我们剩下的二十多人都在北京各个新闻单位实习，留在北京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毕业分配的形势非常不好，大学毕业生“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毕业实习开始之前，我们都已经明白，你去实习的单位也许就是你将来要留下的单位，因此如何给人家留下好印象显得极其重要。每天如何打水扫地被我们精心地设计着，“当孙子”是我们共同的心理准备。

即使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实习之苦依然出乎我们的意料。

想留在北京，对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首选，接着是北京的其他新闻单位，而对于我这个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来的毕业生来说，只有留在中央三大台或留校任教才能解决户口问题。而我面临的局面是中央电视台不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权衡再三，我选择了把握性大一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要想给实习单位留下好印象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保证每天不迟到就是头等大事。实习单位不太可能提供住处，我们只能住在学校，而广播学院位于北京东郊，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的复兴门外大街将近30公里，如果每天想靠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倒车，不迟到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每天晚上赶回学校，吃完晚饭，大学中习惯了晚睡晚起的我们早早睡下，第二天早晨靠我们平日很少使用的闹钟把自己叫醒。5点钟，我们几个人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时分，坐上学校进城接老师的班车，大约6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

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严重缺觉，一上车，我们都昏昏睡去，往往一路无话。

由于班车开到复兴门才第一次停车，所以我们都睡出了条件反射：车一停下，我们就在睡梦中瞬间醒来，半梦半醒着下车。这样的日子到1989年快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多月！其中有一天，我被条件反射式的下车习惯惩罚了一次。这一天，可能是车上有人要提前下车，车还没到复兴门就在途中停了一下，睡梦中的我以为按往常惯例到了目的地，也就迅速下了车，车开走了，我也有些醒了，突然发现，同学都没有下来，而此处离目的地还很远，我被孤独地扔在站台上，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并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这种奔波的意义来。

当时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侨部实习，节目面对的是海外华人。我每天早上6点多钟到达之后，先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7点多钟，吃早饭、打水、扫地，然后一日到头，晚上再搭学校的班车回去。

现在很难回忆起实习中的心情，只是记得那一段日子里，耳边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和齐秦的《自己的沙场》、《狼》。

迷迷茫茫的两个多月过去，1989年的元旦来了，这个时候，虽然能否分在国际广播电台还没有正面的说法，我还是想约一些同学回学校过元旦，可绝大多数留在北京实习的同学都似乎没有这个心情。最后只有我们三四个人回了学校。

1988年最后一天下午，校园里一片节日的情景，奔走的人们脸上写着的大都是兴奋和快乐，只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已经不属于我们。洗了一个澡，买了菜和一堆酒，回到杂乱无章的宿舍中，就开始迎接新年。

屋子里主要的光源都坏了，由于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外地实习，平日里拥挤的宿舍显得空空荡荡，几个人，一盏昏黄的台灯，并不意气风发的对话，接连不断的啤酒，元旦之夜过去了。这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后一个元旦，往日欢聚时的欢声笑语都已隐隐地远去，将要走出校园也许就意味着走进孤独？那个清晨，大家都去睡了，我走出宿舍楼，狂欢了一夜的校园安静极了。我不得不想，走出这个校园，明天会在哪儿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