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第5/6页）

朵（2006/8/26）

老刘：

很高兴你能理解我的举动。我也希望有一天你高兴了也拿我做靶子。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各自都会遇到一个瓶颈，能否突破，是各自的命运。读书会是一个办法，也许朋友间的互相批评也会有助于此。我们看看能否拉来这样的真诚的朋友，大家能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展开批评，而不是笼统地说“这个行，那个不行”。

朵（2006/10/19）

老刘：

我已看到你的评点。你做事是非常认真的，但耽误你太多功夫，我很过意不去。这个论坛有一批诗歌爱好者，基础参差不齐，但很多网络写手会过来学习。我邀请朋友过去说话，主要还是觉得通过这样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影响一批潜在的诗歌写作者。你放开了说话，简短一些即可。

单位上的烦心事，我当然感同身受。你宽厚，因此更易被人利用。这不是你的错，是体制问题。我只能是希望你能超越这些事情，看淡些，因为你的世界不在那里，你的价值也不在那里。但是，我也只是说说，真正处理起来，我差你很远。

你要淡定些，多写些作品。我昨天看艾青，我发现他最好的作品，在35岁之前差不多就写完了。很恐怖。人的创造力和身体、心境、经历密切相关，我们又何能何德超越这些人生规律呢？只能是战战兢兢、拱卒不辍了。

与老朋友共勉。

朵（2009/2/16）

四

1994年朵渔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天津一家杂志社上班，一待十年。2005年2月，他到广州与朋友一起经营图书公司，半年后便退回家里，读书、写作，成为一个真正的“坐家”。他希望以四年为期，再读一个“大学”，完成自我的启蒙。现在看来，他似乎在无限延长这个期限。

从2006年夏天起，朵渔开始编辑诗歌民刊《诗歌现场》，至今已出版了五期，这是近二十年来我接触到的诗歌民刊中印象较深的一种。

2006年7月26日，朵渔来信，说要创办《诗歌现场》杂志，邀我做编委，并寄来了刊物的设想和要求：“……现场诗歌（分为三卷，首卷重点推荐年轻诗人，每人诗歌5—8首；二卷重点选好诗，特别是网络现场的好作品，每人1—2首；三卷为编委及特约诗人作品。另附编委所撰‘本期印象’）、现场讨论（本期拟定的主题是：诗歌与时代、小文人诗歌的争论）、现场评论（针对当下诗歌的各种评论文章）、文字现场（各种好看的文字，包括抒情的、纪实的、思想类的文字），以及其他视稿件情况所设的栏目。”我给他推荐了一批诗人的稿件，又应他的要求将我的一篇关于“70后诗人”的随笔发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创刊号上。

从2007年3月出版的《诗歌现场》开始，朵渔的办刊方向进一步明确。诗歌作品少了，文字稿增多了，某些作品的出现，彰显出作者与编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独立思考和担当意识。

《诗歌现场》出版后，好评如潮。但由于忙于琐事，我已无精力再给刊物荐稿，于是从第二期开始，我把编委一职辞了。

《诗歌现场》可以作为近几年优秀民刊的一个代表——我所说的“优秀”，不仅指它的质量相对较高，也指装帧的美观，以及公开刊物所没有的活力。从刊名看，编者希望能够表现出当前诗歌的状况。但正如朵渔在后记中所说，虽然诗刊名为“现场”，读完了稿子，却对何为“现场”愈加迷惑了。我认同朵渔的疑惑。实际上，诗歌是没有现场的，只有“诗坛”才有现场（比如那些论争、事故、会议）。除了那个把诗歌等同于顺口溜的年代，诗歌永远应该是多向度的，只不过有时候某一种写作可能会领一时的风潮而让人误认为它就是“现场”而已。只要刊物的负责人有独特的艺术眼光，他就不可能喜欢和包容所有类型的作品，因此，很难用一本刊物来概括当下所有写作的向度，刊物能够做的，只是展现编者个人心目中的好诗。

也许会有人认为把尽可能多的诗人集合起来就可以形成“现场”，这是一种误解。那种因为内心虚弱而有意识地集合起来的诗人所展示的只能是功利与狂躁。叫嚣声越高，与真正的诗歌相去越远。与此相对应，那些个体的、特立独行的诗人才是一个个现场，他们互不交叉或者偶尔贴近，但各自的面容清晰可见，绝不互相混淆。如果把这样的诗人集中起来，同时尊重他们各自思想的独立性，也许能接近“现场”的真谛。由于《诗歌现场》十余位编委作品风格各异，交往面也有区别，他们推荐的作品的确较大限度地体现了时下诗歌写作的各种可能性。

但与其他诗歌民刊相比，《诗歌现场》的品质之高，思想之厚，显而易见。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民间刊物的思想其实就是主编的思想，朵渔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形象逐渐显露，因此，与其说我喜欢《诗歌现场》，不如说我对它的主编朵渔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