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头熊，我不使用（第2/4页）

在与我拥抱时，余怒已经醉得差不多了，全身上下摇摇晃晃。我以为他要回宾馆休息了，没想到他一把拽住我，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我的兄弟某某某在桂林，你一定要多帮帮他。其实他的那个兄弟活得挺好，用不了我关照什么，但我想，要是这个兄弟能看到这段话，不知会不会感动得一塌糊涂。十分钟后，我在开往火车站的出租车上看到了被另两个兄弟架着往回走的余怒。我叫司机停车，跑过去问情况如何，他已醉得抬不起头了……

二

余怒的诗歌写作始于1985年。那个时候，余怒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年轻人的矫情、自恋与前辈诗歌中渗透出的浪漫气息一拍即合，从此走上了诗歌之路”。自然，最初的诗歌是幼稚的，谈不上什么保留价值，因而大部分被自己销毁了。

对于余怒而言，真正可称之为“写作”是从1992年开始的，他决定在诗歌写作上做一个“少数派”，不理会既定的美学原则，不惜担上“乱臣贼子”之名。从那时候开始，余怒逐渐写出了长诗《猛兽》，短诗《病人》、《剧情》、《抑郁》等一批比较满意的作品。

关于“余怒”这个笔名呢？余怒说：“怒和平静，我都有。”所以叫余怒。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名叫“余怒”的男人平静地写下了大量引起争议的作品，也曾在网络论坛上与臧棣、伊沙等同时代的诗人就诗学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余怒什么都能忍受，但忍受不了平庸，当他看到“100个诗歌作者中，有60个人在‘面朝大海’，朗诵徐志摩和海子杂交的抒情诗，30个人在不假思索地口吐口语诗，8个人在有板有眼地‘叙事’，剩下两个人，一个将纸笔扔了，不愿再提诗歌，一个在考虑今后该干什么”时，他愤怒了，“为什么我们的写作要听命于那些规则和模式，将他人的认知和经验窃取为自己的认知和经验？这样的写作侮辱了这个世界！”（在“今天”论坛回答李浔的提问）余怒认为，无论是哪一门艺术，艺术家的独立精神都十分重要，因为艺术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其区别于他物的特征决定了它是艺术品，它的独特性决定了其艺术性。倘若一个人趋从时尚，人云亦云，那么他所制造的东西一定也会是赝品。因此，余怒喜欢过的诗人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原创性诗人，比如曹操、王维、李白、苏轼、周邦彦、元好问、阿什贝利、奥哈拉、普列维尔、北岛、顾城等人。

而与这些“闻人”相比，余怒始终是“隐蔽”的。这种隐蔽构成他在漫长而又寂寞的20世纪90年代的存在方式：在集体中的缺席。显然，对于某些读者而言，余怒的诗具有极大的阅读快感，却使另一些读者感到不舒服，甚至达到厌烦的程度，这便意味着，余怒“一个人在两条鱼的夹缝间走着”，并将“乌鸦的聒噪建筑在我的寂静上”（《触觉》）。特别是在这个任何东西都可以复制的时代，余怒无论在场还是缺席似乎都变得理所当然，对优秀诗人的漠视，是这个曾以诗自豪的国度令人悲哀的事情。好在余怒并不在意这些，他甚至有意与大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许在他看来，真理并非握在“群众”手中，被大多数人津津乐道的可能正好是一个空无的水泡，而他“一生都在反对”这个水泡“冒出水面”（《苦海》）。

更有说服力的是这首《孤独时》：

孤独时我不喜欢使用语言

一头熊和一只鹦鹉坐在

跷跷板的两头

跷跷板朝一头翘起。很多东西

没办法称量，我是熊你们是鹦鹉

我是这头熊我不使用

你们的语言

对余怒的研究者而言，这是一首无法绕过的作品。《孤独时》恰到好处地印证了余怒对诗歌、语言以及所谓的诗坛的态度。有气质，也执拗，看得出文字背后的个性。余怒的内心是强大而自信的，在“熊”和“鹦鹉”之间，他毫不迟疑地站在不动声色，但硕大威猛的“熊”那一边，鄙视那些学舌的鹦鹉。

是的，具有个性的语言是余怒孜孜以求的，他期待最大限度地拓展词汇，加大语义的指向，自觉地避开单一的价值指归。当然，这无意义中也将自动生成另外的意义。就像《苦海》所说的：“我一生都在反对一个水泡。”

反对之后，必然是建立，看到了诗中传达出的对媚俗明确而坚定的抵制，那么他希望达到的目的就不难想象。余怒的诗歌是破碎的，段与段之间、句与句之间、词与词之间都有可能构成某种障碍，如果没有足够的悟性来沟通，它将成为我们永远也无法把握的现实。事实上，生活不就是各种碎片的结合体吗？这是一种需要双重才华的写作：“诗歌，首先要给人以刺激，像针一样刺痛人，这时候你还没反应过来；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才知道是诗歌！”（余怒：《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