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句子深埋在一本书(第3/3页)

7月6日上午九点,诗人们已经聚集在会议室。梁平起得晚了,我带着他空着肚子在市中心四处寻找早餐。看来,住在市中心也不见得全是好处,至少想吃桂林米粉都比较困难。无奈之下,我们拍开了中心广场旁边麦当劳的大门,冲进去啃了几块比砖头还硬的隔夜面包。后来我才知道,文学界开笔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规矩——邀请一个级别不低的诗人和编辑出席地方性的笔会,主办者不仅要使客人吃好住好,还应该给对方付一定数额的“出场费”,而我,不仅没有给客人付出场费,连早餐都没安排好!现在回想起往事,我在敬佩梁平的大度的同时,也不禁羞愧万分。

此次诗会的另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细节是,诗会最后一天上午八点,饭店服务员逐个敲门,说饭店另有会议接待,要求诗人们在半个小时内退房走人,只留一个单间给尚未离桂的诗人存放行李。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在中午十二点之前退房,诗人们还是容忍了店家的无礼,将行李搬到那个唯一的房间里。我不禁起了几丝悔意,要是这次诗会是市里一个正规部门主办的,或者有市领导出席,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三年后,那家饭店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我常常在上班期间透过窗口看几眼那些日渐荒芜的空房子,心里忍不住生出几丝残忍的快乐。

梁平曾经喜欢“把诗写得清亮一点,写得老实一点”,并认为“诗该怎样写,诗不该怎样写,都不重要”(《梁平诗选》自序,下同),有一点强调内容而忽视技巧的嫌疑。但梁平又是警醒的,他也意识到“诗,不是可口可乐,就不能只让人清凉一爽;也不该坚硬得成为核桃,非得动用锤子的功夫”。说白了就是诗歌不仅要有厚实的内容,而且要有能够贴切地传达出诗美的技巧。对于一首诗而言,内容是宽泛的,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流行与不流行之分;技巧却是常用常新的,古老的修辞家庭无时不在增添新丁,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一座美观而不露痕迹的桥梁,将成为那些具有多年创作经验、作品风格已基本成型的成名诗人的瓶颈。梁平也曾面临这样的局面,他在八九十年代的写作成就已有目共睹,《梁平诗选》等三本诗集和孙静轩、吕进、李钢、李敬泽、谢有顺、王干等诗人和评论家的文章可资证明。然而仅仅这样还不足以博得更高层次的诗友的尊敬。梁平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个成就斐然的诗人,他一方面不断地巩固原有的优势,保持着对文字的敏锐感受;另一方面,他又不惮于技术上的探索和作品内涵的开拓。2001年以后,梁平的诗歌进一步地切入具体生活情境,姿态和语调变得更低,手法上也有了新意。组诗《重庆词典》、《有名有姓》是其中的代表。《重庆词典》收入的“词条”有李子坝、读书梁、白象街、龙溪镇、海棠溪、莲花池、棉花街等数十个,这些地方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至今仍在。在梁平的诗歌里,它们不仅仅作为地点存在,还是精神的载体,容纳了怀念、反省、疑惑、欣慰等思绪。原本与公园一体而后来不知为何被围墙隔开的红卫兵墓,阴冷沉重的程度不亚于罗门笔下的麦坚利堡:

与此相邻的教堂早已没有了钟声

冷冷的十字架下

那个没有任何遮蔽的坟场

保存最为完整的惨烈

一百颗八九点钟的太阳

在那年,在墙外,封存了体温

这种阴冷与当年的轰轰烈烈形成了意味深长的衬映。无疑,诗人成了一个思想者,但与北岛或欧阳江河等诗人不同的是,梁平的表情并不投入,而是平静得近于冷淡。姿态和心理的巨大反差为诗歌贡献了出其不意的冲击力,是啊,为什么总要摆出手托下巴或振臂高呼的姿势呢?为什么非得以一脸沉重或者号啕大哭来表达忧伤呢?从眼里流下的只是泪水,而流在内心的是血。这种以外在的轻进入内在的重的方式好比钝刀子杀人,看起来不起眼,挨了刀才知道滋味难受。面对这样的诗篇,你无法蜻蜓点水似的一掠而过,而不得不一步三回头。

《重庆词典》更多的是对已逝或将逝事物的挽留与追念:

我印象中的街没有了

青石板路不在了

喝酒的店子找不到了

没有人可以和我进入以往

以往模糊不清

我不知道这里丢失了什么

棉花街,真的上了年纪

——《棉花街》

棉花街是诗人记忆的一部分,这份记忆是刻骨铭心的,然而印象中的街已经消失,随之而去的是平民的素朴和欢乐。这是对当下生活的一个反证——现实生活中美的缺乏,诗人只能从缅怀中求取。而“没有人可以和我进入以往”则暴露了人的孤独。诗歌于是不着痕迹地打开了生活的内核。这种别致的切入方式是梁平以往的作品所罕见的,前文所举的《娄山关的孩子》、《那鸟和我》虽不失深刻,但它们多是直取目标,少了含蓄。而《重庆词典》不再讲究意象的光鲜和技巧的炫目,变得漫不经心,顾左右而言他,在你不知不觉间深入了本质,堪称“杀人不见血”。这种对人性细节的细致体察,对生活的旁观者的游离姿态,对以往熟视无睹的事物的重新命名,从而折射出思想灵光的诗艺探索,使梁平的诗歌综合了“第三代诗人”的平民气质和叙事手段,乃至更年轻一代诗人所特有的轻放,显现出饱经沧桑又充满活力的双重特征。《重庆词典》出现后,梁平这块“礁石”已开始逐渐上升为山峰,他将因此看到一片更为宽广的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