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句子深埋在一本书（第2/3页）

我已经笑得娴熟

我的语言可以背诵我的一举一动

一招一式

都按照桌面的提示

我身体各个部位已变成开关

想明白很多事以后

就很是理解那些

在立正稍息的口令下

站起趴下的签字笔

我知道了英雄不以成败论

天很蓝，深不可测

——《那鸟和我》

一个按部就班、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机器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些文字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无奈或者惊心动魄的故事，因为梁平这样说过：“我的诗，有好多都是记录我做过的事，认得的人……其实每个人和自己所处的城市都在相互侵蚀，也在相互抵抗。”（《梁平诗选》自序）然而侵蚀也好，抵抗也罢，“天”仍然蓝得“深不可测”，乏味的生活只能继续循环。诗歌的最后一节是这样的：“若干年以后我穿过玻璃回到桌前／回想过去的日子／那鸟已经不见，不再来。”对这些文字可以提供两种阐释，第一种是字面上的，第二种则是我和鸟悄悄地调换了位置。鸟的消失是否暗示着我的悄然离开？考虑到作者曾经从政，而且后来果然调到另一座城市生活这些“巧合”，我的理解倾向于后者。无疑，这首诗是一个正直敏感的知识分子对某种环境的无奈和拒绝。

二

无聊的笔会参加得多了，就起了自己弄一个“有聊”的笔会的念头。现在看来，这个“有聊”的诗会好在因为梁平的到来而不至于回归“无聊”。

2003年7月上旬，我和诗人罗晖、粟城、刘常连、甘谷列、三个A做出了一次至少在我们看来是破天荒的举动——每人凑五百或七百元，操办新世纪桂林诗会。为什么说是“破天荒”？首先因为当时我们几个人的经济条件大都不好，刘常连的父亲还生病住院，每天都要花钱；甘谷列家里还负债；我的小孩刚出生三个月，妻子没工作。其次，当时“非典”刚进入尾声，全国许多大型活动都不能开展。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举办一个大型活动，而且是以激情著称的诗人聚会，结局难测。

为了开一个纯粹的诗会，我们定下了规矩，除了《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其他任何人都不主动邀请，自愿参加。决定邀请梁平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诗歌刊物的主编，而是因为他那令人佩服的豪爽气度。当然，邀请梁平，还有一点个人的私心——2002年，我去四川都江堰开会，经过成都，一连几天，梁平相继拉来了冉云飞、聂作平、石光华、尚仲敏、龚静染等蜀中名流，并“命令”我的老哥们李海洲从重庆火速赶到成都“陪酒”。一连几天，我都被灌得找不着北，甚至有一个下午在赴饭局的途中，我叫出租车司机帮我找药店买了一盒葡萄糖浆来暖胃。因此，这次邀请梁平，也有“找机会扳本”的意思。

给梁平打电话的时候，梁平的回复再一次印证了他豪爽的性情，他的回答很短很干脆：没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在此之前，梁平刚刚参与处理完四川著名诗人孙静轩的后事，为了这个寒酸的诗会，又专门取消了另一个会议，买了机票飞往桂林。

梁平到达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孤单”——除了他，这个诗会，我们不仅没有主动邀请诗歌界的出席者，本地的相关领导也不邀请。诗会开始的前两天，我因事和两个市领导吃饭，随意向坐在身边的一个宣传部副部长透露了即将举办诗会的消息，那位副部长好意地建议我邀请在座的一位市领导出席，并告诉我如果有市领导出席，不仅可以提高会议的档次，按常规，市接待办还可以负责安排一次宴会。我推搪说诗人聚会过于随意，有领导在场大家不自在，还是民间一些好。其实，我是不想象某些会议一样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也担心被市领导知悉后不同意召开而坏了大事。你说我精明也好迂腐也好，总之几天的诗会，来者全是诗人，没有出现一个领导，从主持会议、布置会场到安排饮食，大小事务都由我们几个诗人操办。

由于缺乏操作大型会议的经验，在开会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会有多少诗人前来，后来一数，竟然来了全国各地的五十多个诗人，加上本地的一些诗歌爱好者，接近七十人，外地客人遍及天津、四川、广东、贵州等省市。因为超过了我们能够承受的规模，一些诗人交了两百元会务费，也有不少人没交。对于这些，我们没有勉强，个别来自农村的诗人，我们甚至补贴了回程路费。有意思的是，2006年夏天，网上出现了一份对我进行百般攻击和诋毁的“大字报”，其中一条竟然是“将全国五十多个诗人骗到桂林”！

受经费所累，我们选择了市中心的湖滨饭店。这家饭店面对榕湖，设施虽然老旧，但交通方便，旁边是我所在的单位和中心广场。饭店四楼有一个类似于中学教室一样的会议厅，只不过面积比普通的教室大三倍，能容下两三百人，几十人坐进去，显得空空荡荡。我担心冷清，也嫌店家收费太贵，便在旁边的老楼找了一个中型会议室。费用相对便宜，大小也比较合适，能够容纳五六十人。这个会议室是民国时期的老房子，古色古香，只是没有安装空调。尽管服务员在中间摆放了一个电风扇，因为天气的闷热和对诗歌的热情，与会者普遍浑身燥热。7月5日，会议开始，梁平笑呵呵地说：“我参加过很多诗会，这次的会议室最有特色。”不知道是赞是弹。